沃尔：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当代英国诗歌比美国落后于时代呢？

　　普拉斯：不是，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有点禁锢之故吧。英国评论家阿尔弗雷兹（Alvarez）写过一篇文章：他关于英国的温雅（gentility）的危险很是中肯、忠实。我得说我不是那么温文尔雅的，我还觉得温雅有一种扼制人的力量：那种整洁、那种令人惊异的有条不紊，在英国随处都显而易见，这也许比表面上所能显示出来的更加危险。

　　沃尔：但是难道你不认为英国诗人目前的所作所为也是在大写的英语文学下进行的艰苦劳作吗？

　　普拉斯：当然，我完全同意。我在剑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有些年轻女士会走来对我说“你怎么敢写？你怎么敢于发表？因为你一旦发表就会有批评之声、就会有可怕的批评落到你的头上。”而这批评并不是把一首诗当作诗来批评。我记得有人批评我一首诗开头倒是像邓约翰，却没能像邓约翰那样结束，我大感惊愕，那时刻我第一次感到英语文学的全副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想，在英国、在大学对实用批评的强调（但还不至于像强调解历史批评那样，历史批评使人能了解一个阶段的历史发展线索），几乎令人智力瘫痪。在美国、在大学，我们研读些什么？——T. S. 艾略特，迪伦·托马斯，叶芝，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莎士比亚只是在背景上荣光闪闪。我不知道是否该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对于年轻诗人、正在写作的诗人来说，鉴于这些原因，在美国上大学就不像在英国上大学那么可怕。

　　沃尔：西尔维亚，你说你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是我们听你的诗，如《老爸》，它谈到达豪以及奥斯威辛（译按：二战时的集中营）和《我的奋斗》（译按：希特勒的自传），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诗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不可能写得出来的，因为在大西洋彼岸，这种事并不意味着什么，这些名字也无多大意义，是吧？

　　普拉斯：你呢，现在这样讲是把我当作一名一般的美国人。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的背景可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从一方面讲，我是来美国生的第一代，从另一方面看，我是来美国生的第二代，所以我对集中营等事件的强烈关注是与众不同的。再说，我还是一个蛮政治化的人，所以我估计这也是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吧。

　　沃尔：作为一名诗人，你对历史性是否具有一种强烈敏锐的感觉？

　　普拉斯：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对历史着迷，现在读了越来越多得历史著述。目前，我对拿破仑特别有兴趣：我对战役、战争、一战等等很感兴趣，并且我觉得随着我逐渐上年纪我会越来越有历史感。当然我二十几岁时绝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