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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精彩对话选摘：
主持人：早先的网络宣传中，本书暂定名是《回首同光已惘然》，请问为什么出版后改成现名？书名中有"断章取义"一词，不怕读者误会这是一本浮光掠影的八卦文集么？
谭伯牛： 我不太会给书取名字，这个《惘然》也是朋友的建议，后来，大家觉得"同光"二字不够贴切--因为书中很多事情发生的时代是咸丰年间，也有一部分是清初及中叶，所以放弃了这个名字。至于为什么改为今名，也就是《天下残局》，拙著自序作了说明，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八卦文集"，可能偏向于捕风捉影，跟断章取义还是有点区别的。断章，至少保证这个片段的来源并非全无凭据，取义，则是见仁见智，合乎写作自由的标准。因此，我认为误会不大会产生。
主持人：曾国藩解散湘军之后，以湘系淮系一些将领为头脑逐步又形成新的割据势力，为后世埋下隐患。曾虑及此，故有解散之举，为何李鸿章不加以阻止？况且帝后诸人，向来对汉人军阀颇有忌惮。辛亥后联省自治，若无军阀之阻力，则事已谐矣，令人叹惋不已。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王文韶诸地方大员竟然对此事无甚举动，是以知为不知，还是另有原因？
谭伯牛：解散的是湘军--严格的说，是曾国荃的部队，李鸿章握有淮军，他没必要阻止。其次，当时还有左宗棠的军队，以及湖南本省的几支军队、北方的一些军队，足以对抗捻军。
主持人：圆明园据说是咱们自己人先烧的？
谭伯牛：要说谁点第一把火，很大的可能是中国人。但是，英法联军围攻圆明园是大背景，真正要负责任的是他们。这个"辩证法"一定要清晰。
主持人：谭先生对清末的经济改革（洋务）与政治改革有没有研究啊？那段历史恐怕更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呢。
谭伯牛：清末的改革，戊戌变法虽然轰动，但是，康有为谭嗣同介入到慈禧和光绪的帝后之争，把问题搞复杂了。洋务运动是在慈禧的统治下进行的，不能说慈禧就一定不改革。戊戌变法后的清末新政，其实比戊戌变法改革的幅度大得多，更证明了清朝统治者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内忧外患，形势比人强，最终，还是整体失败了。
主持人：最近一二年，国内通俗历史读物畅销，虽然国人自古有读史的爱好，但近年读史却更重新观点新解释新角度，这一点从市场可以看出。而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元史，也就是一种解释一种口径，历史为我所用。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看作一个多元时期的来临？而这种变化是民间自发的。。也是诸多像伯牛一样的写史者所引发的。。。我说得对不对？
谭伯牛： 古今中外，历史书都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亡国必先亡史，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官修史书和私人著述两路齐进才是健康的史学。任何一方都应遵循辩证史料、平心而论的原则。
主持人：湖南在20世纪初是思想和行动上都非常活跃的地方，但是此后湖南又长时间陷入思想保守和经济落后，伯牛是湖南人，又研究曾氏，是否谈谈，在这两个极端方面，曾氏的思想和作为都起了怎样的作用？
谭伯牛：湖南超女都风靡全国了，甚至被称作民主试验，这还叫保守？呵呵，开个玩笑。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个人成功的范例，不仅仅在今天是这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特别是他逝世后，就已经被如此解读了。家书啊，日记啊，语录啊，一般来讲，这都只具有史料性质，一般人是懒得看的，为什么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名言会成为畅销读物呢？因为，大家把他当作成功学教材了。因此，我认为曾国藩的影响，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
主持人：台湾研究专家黄彰健先生写过的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序言中这样写道:"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并否认图围颐和园。他们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于旧党。"这种质疑相当严肃也相当严重,如果此说确实成立,那么大家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将会完全是另外一种写法。您对戊戌变法是怎么看的？
谭伯牛：康有为不仅伪造诏书，还满世界骗吃骗喝骗现金，在内部则任用私人，排挤同志。这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信息了，推荐您看看孔祥吉、桑兵、茅海建的新作，可以有更全面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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