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细菌战：揭秘日本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二）大规模营建

　　平房，是1933年修筑的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它在哈尔滨之南24公里处。

　　1935年夏，关东军在平房站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一带圈占约6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军事用地”以营建731部队新基地。

　　1936年正式开始营建时，该工程被称之极密的“特殊工业”，由四个从日本国内招标而来的建筑工程株式会社承建。到1938年初，外部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对于主体工程的内部装修和研究实验器材的安装，“为防止泄密”，全部建设人员都来自石井四郎家乡千叶县，实验器材则由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独家供应。

　　193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第1539号命令” ，将基本建成的731部队军营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并强令周围2至5公里的所有村屯居民迁走形成“无人区”。

　　731部队平房基地的主体建筑是3层楼结构的“四方楼”，它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四方楼”内另建有两栋2层楼结构的外部看不到的用于监禁人体试验的活人的监狱—“七栋”和“八栋”；“四方楼”下还设有地下室和地下通道。

　　在这幢灰白色的巨大建筑物内，分布着各种细菌实验室和各种实验仪器设备，许多“精密复杂的器材大多是以数万日元从欧洲和美国买来”。

　　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试验，细菌武器试制，细菌的生产以及人体实验，人体解剖等活动，主要都在这里进行。“四方楼”的外围，有三座焚尸炉，用于因试验而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焚毁。

　　日本森村诚一先生在他据原731部队的队员们的回忆而写成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这样描述以“四方楼”为中心的平房基地设施：

　　在当时的军事设施中，这项工程的设计建造可谓“出类拔萃”。建筑物的“出类拔萃”一般指豪华气派的外表形象，但是731部队设施的“出类拔萃”则另有所指，就是在清洁度上首屈一指。

　　建筑群大致分为5个部分，除教育部、卫兵哨所外，其他大礼堂、办公楼、口字楼（即四方楼）以及总部建筑物等全部都安装使用冲水马桶，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代化设施。

　　731部队的任务是准备、研究、实施细菌战，因此需要大量制造细菌，反复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关东军最害怕的是在部队内发生细菌感染。731部队在几乎所有的设施，包括3000人队员及其家属的居住区都使用冲水马桶，正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

　　731部队的另一个“出类拔萃”，就是除教育部外，其他所有建筑物都采用中央集中供暖的方式。从办公楼到总部建筑物，每个房间都安装有暖气片，热水供应系统十分完备。每个房间只要一打开水龙头，随时都有热水供应，与高档酒店相差无几。

　　热水、暖气都由锅炉房供应，锅炉房安装有3台田熊式锅炉和2台发电机。离田熊式锅炉稍远的地方有一个煤气罐，部队厨房的炊食都使用煤气或蒸气。

　　所有的研究室都有西式的单人浴室，住宅楼有公共澡堂，住宅楼三分之一的住户家里有浴室。饮用水、研究用水都使用731部队设施内的井水，井很深，抽上来的水属于硬水，在发电所内处理成软水后，再通过供水系统输送出去。

　　731部队队员炫耀这些设施使之成为“满洲最干净的部队”。从事细菌战的魔鬼部队却拥有最卫生的现代化的设施，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其必须。如上所述，在整个设施里建立完备的下水道系统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中央集中供热系统对于24小时大量制造细菌也是必不可少的设备。进行实验研究，需要足够的电力和热水。

　　一个原731部队队员这样回忆说：“不管到哪一栋楼，给我的印象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灯火辉煌。”

　　731部队……建筑物每层都很高，总部建筑物（包括口字楼）是3层楼房，但其高度与一般5层楼房差不多。口字楼的外墙是在混凝土上铺贴乳白色的瓷砖，所以从哈尔滨乘车过来，有一种巨大的四面围墙的白色建筑物在广阔的原野上兀然拔地而起的感觉。

　　口字楼虽然只有3层，却安装有一部手动电梯，可以直达屋顶。教育部建筑物是砖房，其他所有的办公楼都是混凝土建造，十分坚固。

　　关押“圆木”的特设监狱是二层楼，被口字楼围在中间，尤其牢固。队员们都听说“这座特设监狱设计有通气孔把氰酸气体喷射到室内的装置。一旦需要，只需把氰酸气体从通气孔喷射进去，所有的‘马路达’全部完蛋”。

　　731部队平房基地内还建有自己的飞机场，拥有自己的航空队。建有两条铁道，与外界铁路相连接。建有3000人员的居住区和生活区，名之曰“东乡村”。村内设施完善到酒吧、影院、运动场、网球场、游泳池、洗衣房、神社等。这里成为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基地。

　　对这一“极密”的“平房特别军事区”，关东军和731部队构筑了四条防卫线加以保护和守卫：

　　四条防卫线，其中一条是空中防卫线，三条是陆上防卫线。

　　空中防卫线是向军民航空系统传达军令的，任何飞机包括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不经许可，禁止飞越其上空，如有飞机违反此项规定，731部队的专用飞机立即起飞进行拦截，地面还备有高射炮进行射击。

　　陆上防卫线共有三道。

　　第一道是长方形，即在“四方楼”周围建起的土墙，高2米，长5公里，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线，围墙的东侧有两个门，南、西、北各一个门，分别设有哨所和卫兵室。

　　第二道防卫线设在1539号命令规定的甲号地区（即无人区）外侧周围，甲号地区的内侧边缘距731部队核心区有2至5公里，这里是特殊管理区。

　　第三道防卫线为1539号命令规定的乙号地区，在这一地区内禁止修建二层以上建筑物，在该地区外侧边界上竖有标识牌，非有关人员严禁入内。

　　（三）“731部队”的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

　　平房731部队基地1935年筹划建立。1936年正式建设。至1938年其主要设施大体建成，731部队遂由哈尔滨南岗移驻平房，这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将平房设立为“特别军事区域”。平房基地的最后建成，其时间延续到了1939年。

　　关于731部队的隶属关系，据伯力法庭诸战犯供词可知：731部队在编制上隶属于关东军；在部队的日常运作上受关东军总司令及司令部属下的军医部（处）、作战部、侦探部等的直接领导；重大问题则由以关东军参谋长领衔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并呈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该部队的最终领导权、编制权和指令权隶属于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有以下史料说明这些关系。

　　前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1949年12月26日供词：“关东军内有过两个细菌部队：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节制的。”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我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第731号和第100号两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前关东军中将医务处长梶塜隆二1949年12月6日供词：“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第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

　　前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1949年12月7日供词：“我担任作战部部长职务时，曾与关东军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的工作有过联系。……凡与作战部有关，即与实际运用细菌武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我。凡与使用细菌战去作军事破坏活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侦探部部长。”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为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曾组织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部队长或第731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

　　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当批准了某种武器时，即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相当命令给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根据参谋本部关于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日本陆军省会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当报告策划的。”

　　“使用细菌武器的（最终）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发出。”

　　山田乙三供词还说：“731部队领导人”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可以“超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帝国大本营”。

　　关于731部队的经费来源问题，伯力法庭上苏联审讯官曾向山田乙三讯问：“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怎样拨给的呢？”山田回答：“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的。”

　　拨付给731部队的年经费是多少？前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的供词中曾说：“我已记不清楚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知道第731部队在1940年间收到的用费共为1000万日元……（其中）约有500万日元是花费到实验工作方面了。”

　　另一名前731部队军需勤务官崛田镣一郎也在庭审证词提到731部队的年经费：“第731部队1945年预算中支出项共为1000万日元。此外我知道，这1000万日元中有300万是用去供养731部队人员的，而其余700万则是用去制造细菌和进行研究工作的。从后一数目中又分出二三十万日元去供各支队消费。”

　　1000万日元按当时日本物价换算，约当今250亿日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731部队的巨额经费不由陆军省直拨而是通过关东军转拨，其中的原因曾被前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法庭证词中道出：“第731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工作所需要的经费，都是列在关东军的非常军事预算内，这笔预算既不必向国会报销，就能使那些坐在国会内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活动。”

　　（四）“731部队”的名称和员额

　　731部队在背荫河时期的名称，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名称则为“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

　　1936年天皇敕令建立731部队时，这支被正式编入皇军的部队定名为“关东军防疫部”，其内部名称为“石井部队”；1939年至1940年天皇再颁敕令改编731部队时，其对外名称更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此后这一掩盖731细菌部队实质的对外名称长期沿用未加更改；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所有部队都编给番号，于是开始采用“满洲第731部队”的代称。“731部队”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当今学术界习惯于将该部队任何时期都称之为“731部队”。

　　有史料表明731部队还有一番号称为“满洲第659部队”，并至少1940年就开始使用，且使用到1945年。

　　据原731部队队员上野某（战俘）1951年的一份《笔供》解释“659部队”：平房第731部队、牡丹江支队、林口支队、孙吴支队、海拉尔支队、大连卫生所，“以上总称叫满洲第659部队，部队长由731部队长担当，或称为本部长”。

　　关于731部队人员的员额，它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所说的3000人员，并非仅指平房731部队的人数，它还包括了731部队四个支队的人数。有以下史料反映这一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说：“起初的‘防疫部’人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改编为‘防疫给水部’后则已增至2000人了。”

　　这就是说1936年天皇敕建731部队时，当时定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1940年改编称为防疫给水部后，该部队人员名额“增至2000人”。

　　梶塚隆二另一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改编）密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731部队的4个支队……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

　　川岛清的相关供词：“1940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敇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

　　梶塚和川岛的供词就是说，1940年下半年731部队根据天皇敕令在“满洲”增建了4个支队，每个支队定员300人，这样，整个731部队的人员数额便扩充到了3000人。

　　所以，在平房基地通常的人员数额在2000左右，其中主要是大量的细菌学家、研究人员、官佐、士兵和雇员等。

　　（五）“731部队”本部八部及其支队

　　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设立“本部八部”，另在中苏边界等地设立“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

　　731部队的本部八部和几个支队都正式建立于1940年。据川岛清供词说：“1940年天皇敕令上命令把该部队（即731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为几个部。”

　　其中“本部八部”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训练部）、资材部、疹疗部。4各部部长多由少将、大佐等高级军官担任。

　　总务部：在平房基地1栋，其职能是拟定细菌战研究计划，统制本部各部业务实施、人事任免、经费预算、军需资材、命令下达、后勤警卫等，是为731部队总管机关。

　　第一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各种细菌以用于细菌战，故学术界多称其为“细菌研究部”。该部“共有50几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细菌学研究者”。下设二十多个班（课），每班负责一种细菌或一个方面的研究，如“伤寒班”、“霍乱班”、“病理班”等；这些班通常以其负责人姓氏来称呼，如“霍乱班”负责人叫凑正男，则该班就称为“凑班”，又如“冻伤班”负责人叫吉村寿人，则该班就称为“吉村班”。第一部还设有一个“特别班”，该班负责管理关押做活人人体试验的“犯人”的监狱，各研究班做人体细菌试验时就从该监狱提取被关押的“犯人”。 第二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怎样将第一部培育出的致命细菌制成细菌武器，以及怎样在细菌战中去使用细菌武器，故该部多被人称之为“实战研究部”。该部研究各种施放传播细菌的武器装置和方法，如用火炮发射的细菌炸弹，用飞机投掷的陶壳细菌弹，“以飞机带下致命物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撒播的染有鼠疫的跳蚤和怎样大量培育和生产此种跳蚤；还研制供特工使用的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细菌暗杀武器，等等。该部为实验细菌武器，还拥有一个配备多架飞机的航空班及机场，在平房西北120公里处的安达镇还建有一个附带飞机场和各种建筑设施的细菌武器野外实验场，也叫做“安达特别靶场”，5该实验场在1941年建成。

　　第三部：在哈尔滨原“南栋”加茂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它对外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招牌，其职能是负责“关东军管区内各部队的防疫和供水，制造滤水机”。6故而，整个731部队真正承担“防疫给水”任务的只有“第三部”，它成为掩盖731部队性质的幌子。尽管如此，该部后期也参与了细菌战活动：在制造滤水机的掩护下秘密生产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壳。

　　第四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将经过第一部、第二部研究实验而确定下来可以制造细菌武器的细菌进行大量生产，以供细菌战使用。故该部被称之为“细菌生产部”。该部分为一、二两个细菌生产分部，拥有“强大的”细菌生产设备和储存“产品”的冷藏设备。其“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在一个月内能生产约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

　　这种巨大的细菌生产量，使731部队“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即）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浆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曾就该部的细菌生产能力作出如下评估：“第731部队第四部中的设备，能够生产极大量活的传染病的微生物……该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至少能够培养出30000万亿微生物。”

　　教育（训练）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为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及关东军各军、师团防疫给水部培训细菌战干部、雇员、士兵等人员。曾在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担任过731部队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在伯力法庭上曾供述：“我担任731部队训练部部长时，培养过干部并将这些干部供给本部队及各支队，以供进行细菌侵略战之用。培养干部的方法是由训练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和短期班，新从日本招收到731部队来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则开办为期一年的讲习班。凡直接或从远方来本部队工作的人，均先在训练部下面受到7天的训练和训示；然后由训练部给每人一个鉴定，决定他能否在本部队内工作。在进行训示时，特别注意使受训者保守部队工作的秘密。我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期间，经过训示和考核的共有军官15名，自愿雇员60名，兵士150名。”

　　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法庭上也曾供述此问题：“关于培养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干部……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一到作战时，这些干部就应当用去建立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细菌战斗部队。”

　　资材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负责731部队细菌研究、实战试验、细菌生产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的供应、购买、管理和贮存等。

　　疹疗部：在哈尔滨宣化街“南栋”，平房基地设有分部。其职能是医治和预防731部队人员的工作感染，疹疗各种传染病患者；并研究传染病的防治，如“北野任部队长时，曾专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的医治法”。

　　关于“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的问题：

　　1940年下半年，为了准备对苏作战，根据天皇敕令关东军司令部在东北中苏边界设立731部队的4个支队：牡丹江支队（番号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队（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队（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对苏细菌战，平时直接受731部队领导，一旦对苏发生战争，则配属关东军各军实施细菌战。

　　有以下史料反映上述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密令，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第731部队的4个支队，密令上规定了各支队成立的期限及驻扎地点。从密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各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

　　1940年12月2日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建立4个支队的命令：“关东军作战命令第398号：……着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将下列部队布置于下列地点：牡丹江支队—海林；林口支队—林口；孙吴支队—孙吴；海拉尔支队—海拉尔。新京军司令部，12月2日12时，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

　　川岛清供词：“……这些支队都布置在靠近苏满边界的地方—首先是林口，其次便是海林站，孙吴城及海拉尔城。一旦开始对苏联进行细菌战，这些支队就应成为据点。”

　　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战俘）1955年3月24日受审记录：“问：你们各个支队的组织机构都一样吗？答：大体上是一样的，如都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器材课、教育课。但各支队根据所属军的大小，在编制人数上各有不同，最多的是林口162支队，共280人。问：各支队属于关东军的哪几个军？答：林口162支队归东安的第5军，孙吴支队归第4军，牡丹江支队归第3军，海拉尔支队归第6军。各支队分布情况和各军相同，以便战争爆发后，作为各该军的防疫给水部，直接在该军司令官的命令下，独立进行细菌战。这时，支队就与第731部队在业务、行政上没有关系了。”

　　731部队还辖有一个“大连卫生研究所”。该研究所在大连市下葭街20号，原为日本满铁卫生研究所。1939年前后归属731部队，为平房基地生产试验菌苗。1940年731部队派来大批技术人员加强该支队技术力量，并使用“五六百个石井细菌培养箱在细菌室用于生产（细菌）”。

　　该支部还进行人体细菌试验。

　　1941年该研究所被命名番号为“满洲第319部队”。

　　第三章 731部队残酷的人体试验

　　一 “特殊输送”与“圆木”

　　（一）“特殊输送”制度的产生

　　1932年“加茂部队”在背荫河建立时期就开始秘密使用活人来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因为用活人作为生体材料进行试验可以极大加快细菌武器研制。当时用来做试验的活人是通过关东军从各种渠道弄来的所谓“反日分子”、“苏谍”、“马贼”、“囚犯”等，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也使用“劳工”，甚至任意在大街上捕获“无业游民”。

　　731部队在平房建立庞大的研究基地后，用于试验的活人需要量大为增加，同时也要求活人供应的来源稳定而充足。为此，1937年末，关东军司令部会同关东宪兵队2和731部队共同制定了一个极密的向731部队输送活人作细菌试验的制度：《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责成关东宪兵队具体实施。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向满洲各地宪兵队秘密颁发《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58号文件），这样，“特殊输送”制度开始实行，731部队获取大量活人用于细菌试验的罪恶活动走向制度化。

　　在1941年至1942年间曾担任过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副官、第三课课长的吉房虎雄中佐（1945年9月被俘，1957年特赦回国），1957年曾撰文讲述“特殊输送”制度的产生：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梶荣次郎、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秘密制定了《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并于“1937年末，（由）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这一秘密命令”。

　　尽管现在未能发现这一规定的原始文件，但吉房虎雄的说法是可信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1949年在伯力法庭的供词中曾说：“……‘特殊输送’一举，是由我的前任植田谦吉或梅津美治郎批准的。”山田乙三的供词证实了吉房虎雄的说法。

　　为了执行关东军《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于1938年1月26日向各地宪兵队颁发了第58号文件《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这份文件的原始件虽然现在未能发现，但伯力法庭出具的一份1943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120号文件《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可以证实它的确凿性：

　　关宪高第120号

　　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

　　昭和18年3月12日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

　　兹奉命通报，本问题虽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

　　发送：关东宪兵队各队长……（附件：略。引者注）

　　上述关高宪第120号文件指出：“特殊输送”问题仍然“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这就证实该文件《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的确存在。

　　（二）“特殊输送”的过程

　　“特殊输送”，也称“特别输送”或“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

　　“特殊输送”的主要实施者是关东宪兵队。满洲各地宪兵机构将捕获的某些“犯人”经审讯后不按通常途径移交法庭审判，而是按照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发的“特殊输送”的标准确定哪些可对其实行“特殊输送”，然后做成书面“特移扱”申请报告，呈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审批，最后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署同意指令，输送到731部队。

　　各地被批准的“特殊输送”的“犯人”，先由各地宪兵队押送至哈尔滨交给哈尔滨宪兵队，然后由哈尔滨宪兵队与731部队联系，通知其前来秘密领取“犯人”，从而完成“特殊输送”的过程。

　　当时的哈尔滨火车站设有哈尔滨宪兵队的分遣所，这里就成为关东宪兵队各地宪兵机构向731部队输送活人实验材料的主要中转站。

　　伯力法庭上，在1939年至1941年担任过佳木斯宪兵队队长的宪兵大佐橘武夫，曾对“特殊输送”的过程作过如下供述：

　　我任佳木斯市宪兵队长时，我们常把那些有某种犯罪嫌疑而被拘捕的犯人挑选一部分送到731部队去受实验。我们遵照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把这种人加以相当预审后，不经庭审，不把他们的案件交给法庭，就径直把他们送交到731部队去。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此种手续就叫做“特殊输送”。

　　凡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都是拘押在各地宪兵队拘留所。然后地方宪兵队将犯人的审讯报告和“特殊输送”申请文送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受到审核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就命令提出申请的宪兵队把这种人以“特殊输送”名义送到第731部队去……

　　（在）送去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时，就把犯人连同一份备考书送到哈尔滨去，而在哈尔滨火车站上把犯人交给（哈尔滨宪兵队）宪兵人员。这些犯人是由他们负责押送（交给第731部队）的。

　　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直属宪兵队宪兵仓原一悟，曾负责过从哈尔滨押送“犯人”到731部队监狱去，他供述这一过程说：

　　从哈尔滨押送犯人到第731部队去，也是我负责的……先由（哈尔滨）宪兵队用电话通知我们，叫我们去取人……我们就乘坐特备的押送汽车到火车站去，到那里后，我们就走进火车站宪兵所去，当即在火车站宪兵长面前，从其他各地（如林口、佳木斯等）宪兵人员手中领取预定送往第731部队去的人。押送囚犯……多半是在夜间……到达驻屯地后，我们就停留在大门外面，派一个人到守卫所去通知岗兵，再由岗兵用电话通知内部监狱值日官，然后这值日官就派人来把这些犯人押到监狱里去。

　　731部队除在哈尔滨火车站领取“特殊输送”者外，这一行为还在哈尔滨宪兵队的其他几个地方也秘密进行。原731部队运输班曾负责驾驶囚车到哈尔滨火车站接运“犯人”的驾驶员越定男，1983年在他所著的《血泪染红的太阳旗》一书中写道：

　　……接收犯人的场所有三四处，哈尔滨火车站旁边的宪兵队分遣室、哈尔滨特务机关、哈尔滨宪兵队本部，还有一处在哈尔滨市内由石砌的围墙环绕的乳白色二层洋房的地下室，那是原来的哈尔滨日本领事馆。

　　实施“特殊输送”向731部队供给做实验用的活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关东宪兵队及其在满洲的各地宪兵机构。但也有许多资料表明，日满其他一些军、警、特机关亦参与“特殊输送”活动。如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

　　关东军特务情报机关、伪满保安局、伪满各类警察机构等。

　　（三）“特殊输送”的对象

　　伯力法庭上，战犯们曾供述“特殊输送”以一些什么人作为对象。

　　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说：“被‘特殊输送’者是日本反侦探机关确定要加以消灭的中国爱国分子和俄国人……”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说：“第731部队内是在原系中国人民革命军兵士和游击队员这些活人身上进行实验。”

　　佳木斯宪兵队长橘武夫说：“遭受此种‘特殊输送’的是如下几类犯人：首先是被控为替外国当间谍或与外国侦探相互沟通的嫌疑者，以及所谓红胡子，即中国游击队员；其次是反日分子以及不可救药的刑事罪犯……”

　　羁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也曾供述“特殊输送”的对象。

　　伪满兴安北省地方保安局代行局长原口一八说：“我在保安局工作的两年零四个月中，奉命……以通苏嫌疑者等名义，逮捕中国人70余名，苏联人6名，蒙古人15名，共90余名……，其中送哈尔滨石井部队做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蒙古人40名。”

　　关东宪兵队鸡宁临时宪兵队长堀口正雄说：“在职期间，我命令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秘密侦察而加以逮捕……总计有80名左右……其中由我提议……按‘特殊输送’送交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约20名。”

　　曾任东安宪兵队队长的平木武说：“‘特殊输送’就是宪兵队将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或有严重反满抗日思想者……押送哈尔滨‘防疫给水部’做细菌实验。”

　　曾任东安宪兵队战务课课长的长岛玉次郎说：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我所在的东安地区，曾“将中国抗日组织负责人张玉环（女，25岁左右）和其他中国人男子5名”，“称为‘苏联间谍’的中国抗日组织成员男子15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间谍的中国军中校1名”，“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作细菌实验予以杀害”。

　　伪满牡丹江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原口一八说：“我在伪满牡丹江市警察局任特务科长期间，以‘无业游民’的名义逮捕了中国和平居民797人……送给驻扎在牡丹江市的731部队支部作细菌试验而死亡者25人。”

　　原东宁宪兵队战务课课长森三吾说：“送往石井部队做细菌试验的人……按下述四个条件进行挑选输送：（1）所谓谍报工作者，在军法会审上将处以死刑的；（2）没有家族亲戚或家庭亲戚很少者；（3）没有同案关系者；（4）将来不能利用者……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经逮捕刑讯后，如证据不足时即使交军法会审也得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便建议队长送交石井部队处理……凡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一般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的也有。”

　　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曾发布一个怎样确定“特殊输送”人员的《标准》（关高宪第120号文件），命令各地宪兵队参照“所定标准办理”：

　　关高宪第120号

　　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

　　昭和18年3月12日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

　　兹奉命通报，本问题虽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

　　发送：关东宪兵队各队长（包括各个独立分队长……）

　　综合上述各相关战犯供词，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怎样确定“特殊输送”者的《标准》，可知“特殊输送”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1）亲苏反日的“间谍”。当时的东北，日苏军事对峙形势十分严峻，苏军情报机关雇佣了大批当地“满洲人”和蒙古人、朝鲜人以及俄罗斯人等，从事收集日军和伪满军事情报。这些人成为关东宪兵队主要搜捕的“敌人”，同时也被定作“特殊输送”的首要对象。从现在发现的“特殊输送”档案看，大量的被输送者都被冠以“苏谍”二字。

　　（2）共产党（共产运动犯）及其地下抗日工作者和游击队（反日民族运动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是日军“特殊输送”《标准》中明确规定的第二大类。从大量的战犯和日俘口供中看，这类人员是“特殊输送”的又一主要对象。

　　原佳木斯宪兵队富锦宪兵分队宪兵成井升曾供述说：“1938年3月15日，佳木斯宪兵队于汤原一带对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即北满省委，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镇压和逮捕，共逮捕投狱约三百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抗日工作人员。……（我当时参加了富锦县的行动），将中国共产党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宣传员刘某及委员3名逮捕……按佳木斯宪兵队长儿岛正范的命令，上述5名中共党员被送往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惨杀了。”

　　从目前已知的“特殊输送”材料看，共产党及抗日爱国人士也确是送往731部队的主要对象。

　　（3）国民党军战俘及情报人员。吉林省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两例国民党人员被“特殊输送”：张桂舟，别名张德成，22岁，被捕前为山东省国民党保安队15团3营9排排长；王懹吉，住地为山东省诸城，国民党保安第7旅第7团人员。另有国民党情报工作者马文焕，于1939年10月在奉天南市场内被捕，审讯后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据原731部队队员篠原鹤男撰文回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他奉命参与爆破平房监狱，当他进入12号囚室时，看到墙上用血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蒋主席万岁”一行字。可见，731部队的监狱里也关押着国民党抗战人士。

　　（4）华北、华中战场被俘的抗日官兵。有确凿资料表明，日军还把从华北、华中战场俘获的抗日人员“特殊输送”到731部队。以下是苏联伯力法庭出示的一份缴获的关东宪兵队有关“特殊输送”的密令：

　　关于“特殊输送”时护卫事宜命令

　　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4号

　　（1939年）8月8日16时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一）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所派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90名，于8月9日抵山海关站。……13日零时13分抵达孙吴站。

　　（二）由山海关至孙吴站沿途护卫前项（“特殊输送”）人员之责，由锦州宪兵队长担任。被输送人员中除留下60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站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为此，须事先将应交付人员区分出来，以免交付时发生延误。……

　　（三）承德宪兵队长派承德宪兵分队柴尾大尉，平野部队长派下士官兵25名（内有曹长1名），关东宪兵队教导队长派卫生下士官1名，所派诸人均须8月9日内到达山海关，听候锦州宪兵队长指挥。

　　（四）哈尔滨宪兵队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范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五）平野部队及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所派人员之路费，概由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支付。

　　（六）其他事项即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办理。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仓城少将

　　这份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仓城少将下达的作战命令内容是：1939年8月9日，有来自关内华北、华中地区的“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90名”，到达山海关火车站。这些人在山海关交由关东宪兵队接收，并由关东宪兵队这份第224号作战命令披露了以下几条重要历史信息：1、押送至山海关的90人是华北、华中战场上的战俘，应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将士或正面战场国民党部队官兵。2、该命令说“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90名”，这说明“特殊输送”制度大规模地多次使用到了满洲外的华北、华中战场。3、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认可和支持“特殊输送”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国内地战场的战俘送往东北731部队。

　　（5）一般犯人和无业游民等也成为“特殊输送”对象。关高宪第120号文件中关于“特殊输送”的《标准》明确规定：“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审讯后将被释放者”，如其是“住所不定又无亲族的游民”，或是“鸦片中毒者”，或“性格不逊者”，或“怀有亲苏反日心理者”，或“无悔悟表示并有可能重新犯罪者”，均可实行“特殊输送”；另外，“当过游击队员者”，“参加过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无接受感化希望者”，“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等，也都可给予“特殊输送”。

　　台湾学者曾对“特殊输送”的对象的身份进行研究：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能查阅有关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机关历史的档案，发现在134个“特殊输送”案例中，送往石井部队的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共有1203名。其中涉及地下情报工作者有48例60人；涉及反满抗日人员的有43例790人；涉及抗日地下工作者共13例35人；涉及特务嫌疑的有10例54人；涉及中共地下党员的有9例38人；涉及中、苏、蒙战俘的共8例121人；涉及无业游民的有3例105人。在这些人犯中，有中国人1173名，苏联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鲜人7名。

　　这一统计结果，对我们了解一些什么人被“特殊输送”到731部队，很有说明问题的力度。

　　（四）国内一批“特殊输送”档案的发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关东宪兵队在仓皇撤逃时将大批秘密档案焚烧、掩埋，以消灭罪证，但其中也有很小一部分来不及销毁而意外遗负责派员押送至孙吴，其中30名在经过哈尔滨站时，交付给石井731部队，另60名押送到目的地孙吴。

　　留下来。这批档案曾先后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保管。1969年这批档案转由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

　　1997年10月，黑龙江电视台和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拍摄爱国主义电视片，赴省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陈列馆的研究人员在这批档案中偶然翻阅到关东宪兵队实施“特殊输送”的原始记录。此后省档案馆组织人员对这批档案进行认真清理，到1999年8月工作完毕，共发现66件“特殊输送”日文原始档案。

　　1999年8月2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批原始档案。66件档案共涉及52名“特殊输送”者，其中42人有明确的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的批准给予“特殊输送”的指令。当时国内外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批档案虽然是很小一部分日军来不及销毁而意外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件，但它们成为“731部队”有组织地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铁证。

　　2000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与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合作，影印、翻译出版了这批档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些档案提供了极大便利。

　　继黑龙江之后，吉林省档案馆又清理发现了一批“特殊输送”档案，并于2001年9月向社会公布。

　　吉林长春是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在地。1953年有关部门在原关东宪兵队旧址院内进行建筑施工时，在一废弃的地下防空洞发现大量日文档案资料，共有3卡车之多。

　　经吉林省档案馆研究人员调查，这批档案遗留下来的经过是：“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从三个方面攻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打击，伪满洲国一片混乱。但是关东军及其敌伪机关仍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销毁罪证—保存的档案文件。

　　从第二天起，关东宪兵队警务课长平木先与新京宪兵队平林茂树负责指挥弘田利光、矢花仓治等100多人，对关东宪兵队和新京宪兵队的文件档案进行销毁。但使用宪兵队的锅炉房销毁速度不快，又在院内露天焚烧。由于档案数量过多，苏军即将进入前没有完成，于是便将未烧尽的档案埋在临时防空洞里，宪兵们仓皇出逃。”

　　这批档案共3000余卷，初由公安机关保管，1982年移交吉林省档案馆。20世纪90年代后期，吉林省档案馆对这批档案进行了清理，经几年工作，发现日本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共80余卷、400余件。内容包括日本各宪兵队抓捕抗日军民，送往731部队的有关命令、审讯笔录、移送报告和统计表等，其中记录了277名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被“特殊输送”。

　　罪行的又一铁证，与黑龙江省发现的档案一起，成为研究“特殊输送”制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03年，吉林省档案馆与日本日中近代史研究会和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合作，选编影印、翻译出版了这批原始档案。

　　（五）“圆木”及其特别监狱

　　被“特殊输送”到731部队的人，不再被作为“人”来看待，他们被给予一个“马鲁他”（日文写作：マルタ）的代称，这个代称也译作“马路达”。“马鲁他”或“马路达”的意思（含义），川岛清在伯力法庭上说，就是“材料”的意思，即“实验材料”。在伯力法庭的审判书中，“马鲁他”（“马路达”）被译成“可以像材料那样随意砍削、搬运、烧毁的‘圆木’”。所以，“特殊输送”到731部队的人也被称为“圆木”，“圆木”也译作“原木”或“木头” ，日文写作“丸太”。

　　进入到731部队里的“圆木”，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种生物的“实验材料” 。因此，他们不再有姓名，而是每人被编给一个3—4位数的号码，也就是第多少号“实验材料” 。

　　伯力法庭的《公诉书》说：“……凡属落到石井部队监狱里的人，立刻就失去了姓名，只给每个人一个号码，一直到他死去为止。当他受过试验后死去时，第一部的司书就把他的号码从名册上勾销，他的尸体便被投入焚尸炉去焚化，而从他身上解下来的镣铐就被拿去给下一个牺牲者戴上。”

　　“圆木”都被关押在731部队的特设监狱里。这座监狱由两栋两层的楼房组成，731部队称之为“七栋” 、“八栋”。该监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隐蔽坚固，两栋二层楼的监狱建筑在三层楼高的“口字楼”（四方楼）里面，除了在空中，外部谁也看不到它的尊容；且极为坚固，两栋监狱均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

　　川岛清在伯力法庭上曾描述该监狱：“这个监狱就是设在（第731部队）基本房舍构成的四方体中间的。就是说，这个监狱设在部队房舍紧闭的四方形圈子内部，而使旁人是无法看见的。”

　　森村诚一在《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曾描述了该监狱的坚固：“731部队内称为七栋 、八栋的特设监狱，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独立的两层楼建筑。由据说是厚达40公分的牢固的混凝土墙壁和铁门，把单独牢房分割开来……”

　　该监狱另一个特点是看管严密。负责该监狱监押工作的是石井四郎的兄长石井刚男（少佐）为班长的“特别班” ，该班约50名队员全从石井四郎家乡挑选而来，以保证对工作的忠诚；监狱内，“24小时都有身配手枪和六角棍的特别班武装队员站岗” ，即使731部队的队员，也不准许随意接近监狱，“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出特设监狱”。

　　进入监狱有严格的手续。原731部队活体试验助手上田弥太郎说：“1942年4月左右，我被允许进入七、八栋，其手续是先到照相班照了相，把相片贴在出入证上，盖上指印，才被允许出入。”

　　监狱常年关押着“圆木”两三百人，最大容量也可到四百人。“圆木”主要是中国人，也有俄国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其中还有女性和小孩。

　　川岛清供词：“监狱内能同时拘禁……200人至300人，但也可能拘禁400人。”

　　伯力法庭《起诉书》：“（731部队）用活人来进行实验，为此目的，新设立了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

　　川岛清供词：“1941年4月，当我刚到该部队任职的时候，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关有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带着她在该监狱内生下的还不满1岁的孩子……”

　　这座监狱既是关押“圆木”的囚牢，同时也是进行细菌实验的场所。在“七栋”、“八栋”的“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实验室）” ，在这些实验室内几乎每天都有“圆木”被进行人体实验。

　　在监狱的下面还有地下通道和地下实验室。“这些地下室，就是设在特别监狱和四方楼一层下面的活体实验室”，731部队特别班队员石桥直方说，“对圆木进行烈性传染病菌试验就是在地下室进行的”。

　　据森村诚一先生的研究和调查，731部队核心建筑的四方楼和监狱的地下，可能有通达的地道系统和众多的地下实验室甚至地下监狱。

　　二 研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

　　（一）实验室内的人体细菌实验

　　川岛清的供词：

　　在实验室条件下用活人进行实验一举，是由第一部担任的……，研究工作的性质，是设法加强各种致命传染病细菌的毒害力，探求对活人使用此种细菌的方法。

　　……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为止……。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古都良雄（1941年至1945年在731部队第一部任职）的供词：

　　我参加过用活人进行的实验，这是1943年末的事。为检验病菌的效力，曾用50名中国内地人来当作实验的材料。首先给这50人注射了防病药水，并且是分别注射的，即给一部分犯人注射了一次，而给另一部分犯人注射了两次。除此而外，给各人注射的防病药水多寡不一，并且这50人中有一部分根本没有打过防病药针。

　　所以，这50人是被分成了五类。然后就强迫所有这些人喝进了染有伤寒菌的水，接着就来观察这种传染病媒介物在各种场合所引起的结果怎样……

　　山下升口（1943年至1945年在731部队任职）的供词：

　　在731部队监狱里关押着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这些人被用来进行细菌试验。试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试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至20人进行试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试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有时候被试验的人反抗，宪兵就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

　　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揭露：

　　负责监狱管理的特别班的……办公室墙上挂着黑板。黑板上经常有用白粉笔所写的这样一些记录：

　　×月×日

　　×××（圆木编号），石川班使用，病理实验。

　　×××，凑班使用，K攻击。

　　×××，高桥班使用，P攻击。

　　×××、×××、×××，田部班。

　　×日，×××，吉村班……

　　所谓“K攻击”，就是霍乱攻击实验；“P攻击”，就是向圆木注射鼠疫菌。特别班黑板上的记录就是各研究班向监狱预定的活人实验的日程，就是给“圆木”预约的死期。

　　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另一段揭露：

　　监狱内有一种对“马鲁他”进行空气感染实验的八面房。这是八面体的密封式的铁房间，高约2米，直径约3米，可同时容纳3至4名“马鲁他”。房的各面都有一个约70×50公分的观察窗。实验的时候，雾状的细菌气体从八面房顶的铁管大量喷出，“马鲁他”们无法躲避，全身立刻被雾气团团裹住……

　　上述一类731部队在实验室条件下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史料很多，不再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