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以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所谓"双一"(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作者注)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向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军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砸烂‘总政阎王殿”，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不仅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林彪先是想用杨成武，后发现他有异心，遂换马--作者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宗派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拉帮结伙，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还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颇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应该说，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更多的则是暗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视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黄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这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它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