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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北有个益林镇，人称“小上海”。镇上有位姓陈的妇女。1993年，陈姓妇女的先生令人揪心地患上了癌症。病魔折磨，痛苦万分，当丈夫的日夜呻吟凄厉。第二年，妇女终于无法再目睹这种惨状，在丈夫的要求下，帮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没过两天，局子里来人了，将妇女带走，而且将她推上了公堂。公堂的法官翻了一下刑法文字，觉得是故意杀人，于是，下了一份故意杀人罪成立且刑期三年的判决书。妇女就这样被送进了大狱。法官说，不能非法拿掉他人生命，即使被害人自己乐意，拿掉生命的行为仍然是对他人生命权的公然侵犯。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意思。用专业术语讲，妇女主观上有故意，客观上有行为，罪是逃不掉的。当然，法官又说，情节轻微，故判三年。

　　无独有偶。

　　前些年，北方有一城市发生过类似的案子。一位青年，颇有孝心，因母亲患上不治之症临近死亡，不忍继续见到母亲痛苦不堪，便要求医生协助用药，促其死亡。事后，又是局子里来人了，二话不说，将小青年和医生逮捕归案，同样推上了公堂。不过，法官的判决耐人寻味。法官说，故意杀人，无可争辩。社会危害性的定论也是不可商量的。只是判决书读出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理由简单：情节显著轻微。

　　谙熟刑名之学的人知道，情节轻微，是犯罪圈内的事情。情节显著轻微，就是犯罪圈外的事儿了。不难看出，“轻微”、“显著轻微”等词儿，都是富有弹性的。刑法的规定蛮“灵活”。

　　对前一事件和后一事件，人们爱说那是“安乐死”。

　　“安乐死”，近年来总是一个时髦不断的法律话题，要求使其合法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不少人断定，这种死法不错。一来可以减少病人痛苦，二来可以卸去亲属负担，三来可以阻止医疗浪费，四来还可树立人们生命观念的新风尚。自然，也有反对言辞。反对者说，人的生命太宝贵了，失而不能复得，仅此一条足可要求人们不惜一切保全它。

　　“安乐死”的是是非非，过于复杂。也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咱们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老是喜欢沉默，仿佛沉默是金。打这，有人抱怨说，法律对“安乐死”的问题置之不理，实在有悖时代潮流的新发展。

　　不过在下以为，目前的法律状态也算不错，未必一准儿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可以觉察，在争论尚未发生较为一致的倾斜时，让法官在法律的大框框内，巧妙运用法律的某些“灵活”规定，不失为一种解决变化纷然的案子的方法，不失为一种调节“安乐死”事件的手段。

　　瞧瞧看，头一个案子中，法官的判决可以提醒人们注意：用“安然快乐”的方式使人“解脱”，在一般情形下，要背上犯罪名声，在大狱蹲上几年。这样，图谋者就会慎之又慎，仔细思量是否应该动手。后一个案子中，法官的判决也可暗示人们注意：如果情况特殊，病人实在没救了，痛苦万分不说，而且临近死亡，那么道义和法律都极为可能悄悄地站在“安乐死”的一边。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有条件有代价地给些默许。于是，人们就会较为肯定地勇敢地完成一次生命的升华。

　　当然，社会意见大体一致了，并且立法机关或最高法院吭声了，两个说法的灵活性，就应变成一个说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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