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收容遣送或救助管理，目的都在尽一切可能避免、防止，最低是减少乞丐现象。但是，实现很难。于是，争论持续不断。

　　读到最近的《中国社会导刊》，有两篇报道很有意思：

　　一篇是祝文剑、阚济香的《苏州、北京“禁讨”——记者目击》。讲苏州是在2003年12月15日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知》，禁止在繁华街区乞讨，不听劝告者将被施以罚款和拘留等治安处罚，并印在一张“通知卡”上。那天，观前街派出所警察小罗发现有人在一枚一枚地数硬币。此人姓郑名顺。小罗给他“通知卡”，告诉他怎样去救助站。郑顺不满地说：“你们的意思，就是不让俺在这条街上讨饭？”于是小罗把他带走，经过劝说，郑顺当场保证不到繁华地段乞讨。但是随后几天，又数次发现郑顺来了，再劝说他，他答：“到人少的地方，俺还怎么讨饭？”最后，郑顺说出了他的故事：1974年，在生产队干活的郑顺左胳膊被脱粒机绞断。为养活全家6口人，他走上了乞讨之路。在他的影响下，4个孩子都跟他出门讨过饭。30多年过去了，他靠行乞使一家人免于过度饥饿，保证4个孩子读完了小学，二儿子考上中专，留在城市工作。家境好转之后，家里人不让郑顺出来讨饭，嫌丢脸，郑顺大发雷霆，说以前差点饿死，那才叫丢脸，现在就忘本了？家人只好由着郑顺在城市流浪乞讨。每积攒到500元，郑顺就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到邮局把钱寄回家。一方面，他怕身上钱多了有危险；另一方面，在城市行乞，睡街头、吃剩饭，他确实没什么花费。

　　讲北京是在王府井，率先做出“禁讨”规定的北京也面临着同样的无可奈何。据2003年12月7日《北京娱乐信报》：王府井步行街清理整顿四类人（流浪乞讨人员、乱发小广告人员、拉客人员、无照商贩）行动的第二天，整个世界清静太平、全街面貌焕然一新：人流中再不见跪在地上或者抱着游客大腿讨钱的行乞人员。然而，在表面的风平浪静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对峙，行乞者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猜测，如此大力度的清理整顿注定只能是短期行为。白天，全街周边的胡同里经常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的他们探头探脑、观察形势。晚上10点钟过了整顿人员的巡查时间，他们就离开藏身之地，呼啦啦全跑出来，要么躺在路边长椅上开始睡觉，要么依旧追着少数过往行人继续乞讨。这就像一场“官兵捉贼”的游戏。

　　另一篇是阚济香的《“禁讨”引发媒体论战》，提出几个焦点：乞丐的生存权和行乞自由；“影响形象”是正当的理由吗？在违法和合法乞讨之间做出区分：“禁讨”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以及“禁讨”本身是否违法？

　　中国的乞丐现象还吸引了老外的眼球。2003年11月9日法新社北京电，题为《中国努力应付日益严重的流浪者问题》。其中讲到：

　　在中国，流浪街头曾是十分少见的现象。但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贫富差距的加大，源源不断的穷苦人拥入大城市找工作、挣钱或寻求正义。

　　许多人最后无家可归。例如，在首都北京，地下通道和公路桥下面变成了流浪者露宿的营地。赛特商场附近行人如织的地铁入口处上周布满了乞丐。许多流浪者来自农村地区。

　　首都通常被看做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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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