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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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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