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入庄河国高

　　1940年初，我考入庄河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3月1日入学。

　　庄河国高是四年制农科学校，共八个班，四百多名学生，校服为“协和色”(黄绿色)制服，立领，两大一小三个兜。立领风纪扣左边，嵌有年级“Ⅰ、Ⅱ、Ⅲ、Ⅳ”序列标志，右边嵌有表示科别的“农”字，帽盔为篆体“庄高”两字。均系铜制。

　　教职员工四十多人，校长是中国人，副校长为日本在乡军人藤琦。副校长掌握实权，校长是个傀儡。二十多名教师中，日本人和朝鲜人占40%(8人)。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国民道德”、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体育和专业课农作物与蔬菜栽培、植物、动物、劳作等等。课本系伪满文教部编写审定。

　　学校有耕地240亩、农舍38间，饲养大量奶牛、母猪、克朗猪、来克亨鸡，经营豆腐等几种副业。只有三名农工在农场从事管理，主要劳动全由学生负担。每年春秋有各近一个月的所谓“实习课”，在农田里劳动，每天在9个小时左右。栽种的有玉米、高粱、谷子、大豆、西瓜、西红柿、甘蓝、白萝卜、茄子、辣椒、长豆、芸豆……等十几个“新”品种。不同年级还分别担任做豆腐、卖豆腐、喂牛、挤牛奶、煮牛奶、送牛奶；喂猪、鸡、清扫禽畜舍、护青等劳动，真正用在学习文化课、专业课的时间还不到三分之二。劳动中毁坏作物或未按规定操作，就会遭处罚。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鼓吹“八紘一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

　　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礼上，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郾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

　　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星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在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话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向庄河、青堆、大孤山三镇小学，派遣日本人到校任副校长，强化了对学校思想教育的控制。我父亲当时是青堆小学校长，日本在乡军人西居为副校长。这个法西斯分子在学校中，把日语教育提到突出地位，强行规定学生每日到校、离校要用日语向老师问安，或说再见，上日语课必须用日语讲课不准用“满语”，早礼上大讲“日满亲善”“亲邦日本”“拥护大东亚圣战”等，进行毒化学生心灵的思想奴化教育。歧视辱骂中国教师为“猪”。我父亲为维护中国教师的人格和尊严，用我是校长你是副校长，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方法与他进行斗争，使西居感到受制，他便到县文教科控告我父亲的“不法”。1942年我父亲被调离青堆学校，转到财主房村喇嘛屯国民优级学校，家也随着迁到喇嘛屯。表明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只能俯首帖耳服从，做供其驱使的亡国奴才行。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四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