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日本政府“审定通过”含有右翼战争观的教科书，引发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但这种由来已久的愤怒中却有一种语境错置的荒诞。在我们这里，政府和教科书之间有一种密切和暧昧的关系。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一本教科书都是由政府部门组织编纂、审定的。教科书之间缺乏基于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的竞争。政府不是一个不同观点之间的中立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垄断教育内容的教育者。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我们的宪法上有一个直接的依据，就是《宪法》第24条赋予政府的教育权力。

　　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中国将教育视为一项积极的国家职能，并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法（理论与实际相一致）和具体内容（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导致了之后对私立学校的全面国有化，从此中国政府将教育完全视为国家的内部事务，用教育的国家性代替了教育的公益性。到1982年宪法，教育的国家权力属性和意识形态职能有了更加完整和肯定的表达。即宪法第24条，“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就是宪法赋予政府的教育权力，根据这种权力，政府有权而且有责任对教材选编、教学、统一考试及学位授予等一系列环节进行干预和控制。既然国家负有特定的教育目的和权力，国家就必须通过干涉、控制教学自由和直接支配学校教育，来实现这一宪法所赋予的意识形态目标。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因此我们也用这种模式下的经验和预期去看待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并由此感到怒不可遏。

　　但日本的宪法中却没有任何条文涉及国家的教育目的和教育权力。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宪法（基本法）也仅仅规定了“教育制度应受国家之监督”（第七条），而不将教育本身视为一项国家权力。在法国宪法第五章“国会与政府之关系”中，也明确将教育排除在政府立法权之外，只能由国会进行教育立法。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介入中小学教材的选编和推广工作，所谓“审定”只是对教科书质量的一个监督程序。而右翼教科书无论是在5个学校还是500个学校使用，这个使用范围也取决于教科书市场的竞争，和政府没关系。

　　在英美国家的宪法中，更没有授予政府任何的教育权力。如美国宪法对教育未做任何特别规定。因为在立宪者看来，所谓教育不过是公民的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的一种汇合形式而已。因此在美国政府那里，教育问题主要体现为一个宪法、财政和公益问题，而不是行政问题。普遍认为，美国宪法中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是第一修正案（不得干预信仰和思想自由）和第五、第十四修正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人身、财产和平等的机会）。国会立法和司法判决对教育的适当干预（如招生中的种族或性别歧视，和公立学校教育内容的政治中立），就是从这两个地方来的。

　　因此在维护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宪政制度下，一个基本常识，就是政府并没有权力限制或禁止某一种历史观的教科书。哪怕是我们不喜欢、不接受的一种历史观。不管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也有权利存在，这正是学术和教育自由的灵魂。一个可能离我们的生存经验非常遥远的灵魂。

　　现代国家对教育的扶持和监督，被视为国家的一种负担和责任，而不是可以因此干预和决定教育内容的公共权力。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被认为是属于个人、民间尤其是属于学校的私权范围。一个经典的表述，就是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宪法判例中，所引用的南非大学校长和学者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大学的四大基本自由是：基于学术理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