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半身的“人纹叙事”

　　“上半身”是知识界及其思想操作系统的一种公共隐喻。中国知识界针对“市场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成了上半身叙事的一个样板，展示头脑对身体、精神对肉体、理性对情欲的抵抗。但这种矫情的抵抗显得如此乏力，以致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街头文艺演出，因为就其本性而言，目前流行的所谓“人文主义”理念，并未真正指涉中国民众的普遍权利，而仅仅是知识者对其自身话语权的一次曲线求索。

　　更耐人寻味的是，知识界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话语权力的重获，导致“人文主义”进一步蜕变为“人纹主义”，也就是把标签化的“人文”作为叙事的母题，让它不断闪现在知识分子书写（言说）的现场，令其成为道德文化身份的外在象征。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握住了“人文主义”，就可以集正义、良知和美德于一身，也就当然地在人民和官员面前拥有了道德优势。这种知识界的自我“纹身”运动，无疑是面对消费主义危机及其自身犬儒化道德危机的应对策略，但并不能掩盖其丧失基本伦理尺度的基本事实。

　　经过深入“揭批”王朔们的痞子话语卫慧们的“下半身主义”，继而又经过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知识分子终于把自己修饰得很有点人样了，“美人纹”纹遍了知识分子的表情严肃的脸庞，但这种文化纹身能够改变知识界的内在黑暗吗？从学术剽窃、资本贪污到政治失节，难道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比当下的知识界更为腐败和无耻？更有甚者，中国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全球学术垃圾的最大生产基地，那些所谓“核心期刊”和“社科研究项目”，不仅为垃圾论文出具合法化证书，也成了繁殖垃圾教授的庞大温床。这场受到知识界热烈追随的学术纹身运动，大肆消耗着“人文主义”的剩余价值。

2、下半身的“阳具叙事”

　　这个命题与人们通常说的文学（平面）叙事不同，它仅仅针对当前的建筑业理念而言。中国的现代建筑已经打开了阳具化的伟大进程。这是肉身叙事和硅酸盐水泥的联盟。规划者企图借助建筑物的阳具化来表达国家主义的权力欲望。这种传统的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此造型之上，追加了政治和商业霸权的双重语义。

　　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大规模征用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的色语），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

　　上海传媒还大肆炫耀黄浦江沿岸的新生代建筑所引发的某种“高潮”，并以拥有4000幢12层以上的高楼并排名全球第一而深感自豪。继号称中国第一的浦东金茂大厦竣工后，上海、北京和广州的高楼竞赛已经达到白炽化程度。对“标志性建筑”的渴望，转换成一场灾难性的高度角逐。这无非是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识性错误。“9·11”悲剧已经发出了警告，但令人惊奇的是，上海直到地面发生严重沉降以及城市中心公共交通陷入危机之后，才手忙脚乱地宣布要遏制高楼数量，但整个中国并未因此放缓打造“石屎森林”的狂欢节奏。预谋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这场“权力美学”的空间大合唱标定了新的高度。

3、前半身的“中产叙事”

　　“前半身”是指这样一种前瞻性叙事，也就是在国族叙事中加入未来的时间元，以便为我们提供某种具有“先进性”的社群样板。

　　在1980年代，没有比“小康”这一概念更具前瞻性了。而到了1990年代后期，以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检测，中国在1998年左右就已“达标”，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市民阶层早在七年前就已获得生活的“基本保障”。于是，“小康”的魅力迅速消退，让位给了新兴的“小资”，也就是让位给了一种更符合前瞻概念的社群理念。年轻的都市白领汇入了“现代性”的洪流。

　　但作为中产阶级预备队的“小资”（以后还出现过所谓“BOBO”－“布波”），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过渡类型，中国的时尚媒体竭力要把“小资”定义为一种新的小而完美的生活方式，借此推销“消费转型”的市场理念，从而揭穿了“小资”的消费主义本质。小资从不创造新的文化，它只是一个精细的消费群体，寄生于西方的时尚潮流，成为制造商、经销商和广告商的首席标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