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利用《海霞》批倒批臭邓小平，于会泳等人又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一文，利用这部电影大做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海霞》编导这些所谓“创新”，同革命样板戏的创作道路是如此背道而驰，哪里还谈得上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呢？其实，《海霞》的“创新”并不新。他所追求的“散文式的抒情风格”，在外国资产阶级影片中早就司空见惯了。所谓电影应该是“抒情诗式”的还是“散文式”的，长期以来就有两派争论。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有的作品就把两者调和起来，标榜什么既是“抒情”的又是“散文”的。而《海霞》所追求的“风格”也不过是拾外国资产阶级的牙慧罢了。它和无产阶级提倡的标新立异是格格不入的。

　　一部影片拍摄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同时也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海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后来之所以尖锐化，根子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有他撑腰，编导才那样不听人劝，我行我素；有他打气，围绕《海霞》问题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谣言不胫而走；有他插手，便破坏了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总之，就是这个搞复辟倒退的总后台利用《海霞》问题，加大了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风力。这就使得弄清《海霞》的问题，超出了对一部影片如何评价的范围，成为了当前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斗争内容。

　　这篇文章，除了批判《海霞》的艺术创作是“拾资产阶级的牙慧”、与“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之外，最主要的是攻击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和《海霞》的“黑后台”。

　　姚文元写了3条批注：

　　一、送江青同志阅。此文写得还不够理想，还需修改。

　　二、实际上受苏修电影影响，形式为内容服务未讲清楚。

　　三、主要不要指向编导，而要指向右倾翻案风煽动、制造者。

　　第三条才是要害！就是说，《海霞》本来并没有被当做毒草，问题“并不复杂”，是属于艺术问题；只是邓小平过问了，问题才“尖锐化”起来，才转为政治问题。

　　《海霞》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政治风暴，影片遭禁后，主创人员的艺术生命也遭到了无情的扼杀。更为阴险的是，江青一伙还阴谋策划，准备在1976年10月12日召开文化部系统大会，对抵制围剿《海霞》的创作人员进行批斗后逮捕。

　　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海霞》终于重见天日。

　　《海霞》的主创人员重返艺术舞台，谢铁骊、钱江又重执导筒；老演员陈强、于绍康也焕发了艺术青春；青年演员吴海燕、洪学敏、张力维等成为80年代中国影坛的耀眼明星；小海霞的扮演者蔡明90年代后则在小品舞台上大放异彩。

　　《渔家姑娘在海边》一直唱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