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 就是“三突出”。

　　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第一次提出“三突出”的口号。文章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1969年11月的《红旗》杂志对此作了肯定。按照“三突出”标准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完全是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高、大、全”形象，被讥讽为“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昂首挺胸膛，挥手指方向”。

　　于会泳因为鼓吹“三突出”，又曾为几部“样板戏”谱曲、配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曲意逢迎，颇为江青赏识。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一名普通教师平步青云，坐上了文化部长的宝座，于江青的鞍前马后效力。

　　在审查中，文化部提出了两场必须改动的戏。一场是指导员受伤的戏。在战斗中，小海霞到前线阵地给解放军送水，指导员为了掩护她而受了伤。这违反了“三突出”原则，突出了指导员，使一号人物海霞“受贬”，应该突出海霞，让她负伤。一场是解放军在海霞家吃苦菜的戏。解放军解放了海岛，来到海霞家里，指导员看见海霞煮了一锅野菜，就让战士们每人吃了一碗，全部吃光。海霞感到不理解，正在怄气时，指导员给她端来一大碗白米饭，充满深情地说：“小妹妹，我们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过这样的苦日子到这里来的。”海霞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场戏被指责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拿穷人开心”。这两场戏“歪曲人民解放军”，“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此外，老民兵旺发爷爷给青年民兵讲传统，对海霞进行教育，是“英雄人物陪衬次要人物”。

　　于会泳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要从方向路线高度加以认识”，“把坏事变好事”，对影片进行修改。

三

　　1975年春节期间，邓颖超调看了《海霞》，对影片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及演员的表演十分赞赏，她推荐给周恩来。周恩来抱病审看了《海霞》，并肯定是部好影片。接着，朱德委员长、李先念副总理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陆续调看了《海霞》，一致认为值得肯定。邓颖超还把它推荐给中联部，准备招待各共产党国家的来宾观看。

　　于会泳赶紧将情况报告给江青，江青大怒：“是谁把片子往邓颖超那儿送？她又不管文艺，伸这个手干什么？”于会泳表示，《海霞》在文化部并没有通过，按照“三突出”的标准提了很多意见叫他们回去修改。现在听说总理、朱委员长、邓颖超他们都看了，都说好，我们也就不好再提意见了。

　　江青马上授计：“你们应该有个制度，没完成的影片不准出厂嘛！”

　　有了江青的撑腰，于会泳立即采取行动。1975年6月，文化部派人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海霞》底片和样片全部查封，并派专人看守，不许影片外借；又派“调查组”进驻北影厂，找《海霞》剧组创作人员谈话，收集整理中央领导人调看影片的情况材料。

　　经过“调查组”的一番调查之后，《海霞》又多了两项罪名：1、《海霞》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2.《海霞》摄制组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据此，于会泳责令：北京电影制片厂立即开展一个批判《海霞》、坚决“打掉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运动。

　　北影厂和《海霞》剧组据理力争，质问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6条标准是分辨香花和毒草的惟一政治标准，《海霞》在政治上是符合6条标准的，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为什么不能通过？谢铁骊和钱江还直接向江青陈述意见。但江青不为所动，在她的支持与授意下，于会泳、刘庆棠等以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向北影连续发去了两封公开信，施加压力。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海霞》剧组只得按照文化部所提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前后共修改了100多个镜头，但文化部意见中那两场被认为是“必须改动的”的“诬蔑了解放军的形象”的戏，在谢铁骊的坚持下，并未改动。6月15日再次送文化部进行审查，仍未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