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废墟中的个人

　　发生在1728年的曾静谋逆案，以湘西安仁县大路边的一个小小学馆的一次闲聊肇端，无数士子文人的命运因之改变，而一些也许本可以老死户牖的小人物也懵懵懂懂地卷了进来。

　　 1729年7月27日，雍正皇帝发出了一系列谕旨，和谋反的士子曾静展开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对话——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对话。《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里的雍正简直就是个管教所所长。他立志要让被异端邪说蒙了心的不良老年曾静幡然悔悟，“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谋逆犯转变为一个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为了让曾静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让曾静学习朱批奏折并写下读后感。皇上和大逆之徒的书面对话，形成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的书刊行天下，以求“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后来被他儿子乾隆全部收回销毁。史景迁的历史侦察，让雍正从历代无数帝王中脱颖而出，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很难用政治手段或权谋一言以概之。

　　如果说《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构建了一个寒儒社会——读书人一生陷入科考之网，一旦无法及第，便被定格为失败者。于是他们期冀于在思想和知识上达到与达官显宦们的平等。《王氏之死》则构建了17世纪中国一个边缘小县的日常社会。史景迁通过三个渠道进入郯城和郯城历史的悲痛。一是1673年编写的《郯城县志》，一是曾任郯城县令的学者黄六鸿的官箴和回忆录，一是郯城邻县淄川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17世纪中国山东郯城的乡下夫人王氏的一生，在史景迁的侦察下骤然再现，并由此勾画出清初庶民社会的重重面貌。

　　妇人王氏穿着软底红棉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越过她的身体，我们才进入真正的乡村世界，走进我们先人的苦难和梦幻之中。

　　黑格尔曾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而在无数“雄伟的废墟”之外，史景迁扒出了一段人生，格外的珍贵而且壮丽。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著作极丰，其《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曾获《洛杉矶时报》历史书奖，并被列入《纽约时报》年度最佳非小说之一。近作有《神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L：China in Western Minds）及《叛国之书》（Treason by the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