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华网“读书频道”的一条题为“农民耗资60万藏书6万册”的消息颇为注目，这则消息报道的是“江苏农民藏书第一人”徐州新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惠斌长达40多年的购书、藏书史。但是侯惠斌的藏书却被有的人看成是“为了让人参观”，是“混充风雅”，甚至是“过于疯狂”。因此，是“不宜宣传和提倡”的（见孙建清：《藏书是为了有人参观吗？》，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2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孙文”）。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义愤，想为这位可敬的农民藏书家说几句公道话。

　　一、藏书真的是为了有人参观吗？

　　“孙文”断章取义，得出了农民“藏书是为了让人参观”的错误结论。孙文语重心长地说：书是用来读的，如果单单是为了收藏，一个农民怎么可以承受如此之重呢？并且还引发了当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树样板的议论。如果读者不看这则消息的内容，肯定会为孙文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打动。但问题是这位农民真的是孙文所说的“为了有人参观”才藏书的吗？还是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被称为“江苏农民藏书第一人”的徐州新航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侯惠斌本人的讲述他的购书和藏书史吧——

　　1957年我开始读初中，求知欲很强，学习成绩也比较好，最喜欢读的是文史哲方面的书。但那些年头生活都是很艰苦的，看书就更是一个很‘奢侈’的愿望了。……

　　快要高考时，我父亲患了食道癌，不久就去世了。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生活的担子就主要落在我身上了，我只好放弃上大学的念头，回家务农。起先我种了两年地，后来又干了6年搬运工。那些年头，干的活很累，收入也很少，但只要有书读，日子再苦我也不觉得。

　　我藏书绝不是为了装门面，我买书是因为喜欢读书。其实你想想又有哪个装门面的人能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省下吃饭钱来买书呢？真读书的人思想品位高，因为他们从书中懂得了很多做人处世的道理，了解了很多历史的规律。这么多年来，除了日常工作，剩下的时间我全部用来读书。就比如说我现在办的新航纺织有限公司吧，我用从书里读出的知识来研究纺织、印花的市场，来管理这个公司的员工，甚至研究纺织和印花的技术，是书给了我今天的成功。

　　从侯惠斌的讲述中，笔者读到的是一位酷爱读书、而被迫辍学的少年是如何实现自己读书梦的艰辛经历。喜欢读书是他藏书的动因，而不是孙文所说的那种为了有人参观，也正是书成就了他今天的成功，使他从一名普通的农民变成一个纺织公司的董事长。用现在新的社会分层理论来说，成就了他成为一个小业主。而他藏书的目的恰恰是“想给后人留一个更为全面的文史方面图书馆”。这种行为难道不应宜宣传和提倡吗？

　　二、农民就不能成为藏书家吗？

　　“孙文”说：一个农民耗资60万藏书6万册，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农民爱书令人称道，但担心他完全成了一个藏书家，云云。在作者看来，农民藏书，似乎仅仅是为了藏书而藏书。因为自古以来藏书家大抵都是为了研究和做学问，如著名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

　　笔者禁不住要问：农民就不能成为藏书家吗？！藏书目的真的如“孙文”所说的那样——要么是为研究、为做学问，要么是为了“有人参观”，难道就不能为自己的爱好、为了读书而藏书吗？的确，侯惠斌的藏书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而参观，但这决不是侯惠新藏书的初衷。

　　三、农民藏书全是“形式主义”和“树样板工程”吗？

　　诚然，现实社会中确也存在如“孙文”所说的农村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藏书盲目比赛现象，藏书量是的确不能和文化氛围划等号的。但必须看到，这些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推动下，农村和农民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今日之农民已不再是愚昧、落后、无知的代名词了，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有一部分能人脱颖而出并向新的阶层流动。他们中不乏有对知识怀有热切的渴求和迫切希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以改变自己的形象的愿望。在富裕起来的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分配和享受一些曾给被视为某些阶层专利的权利，诸如藏书。过去，藏书是某些特定阶层人士才享有的专利，农民是不配和书相提并论的，更不要谈藏书了。也许正是在这种观念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和支配下，农民藏书才会被斥责为“形式主义”和“混充风雅”。学者节衣缩衣而藏书会被当作佳话，农民省吃俭用而买书就要被当作是“过于疯狂”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必须改变。

　　顺便提及的是，在当今的媒体的报道消息中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但与此同时，评论的深度报道中“报忧不报喜”的现象却一直被视为常态，仿佛惟有报忧，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作者身为某报社从业人员，应懂得新闻行业应恪守的道德和规则。像这样的假新闻、空议论还少吗？！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同样值得我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