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

　　（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研究员）

　　英美的主要报刊杂志都有办得很好的书评栏目，但要真正了解当今英语世界人文学术、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精华，《泰晤士文学增刊》（以下简称《增刊》）、《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是非常便捷的窗口。

　　三份书评专刊中《增刊》资格最老，创刊至今已整整一百零二年。经过首任主编布鲁斯·里奇蒙不动声色的操劳，这份周刊到一战结束时已在英国读书界确立了权威地位。大史学家屈维廉曾对里奇蒙说：“我只是在小小的领域工作，而你是在为文明实干。”里奇蒙审读稿件一丝不苟，对负有盛名的作家也不通融，提出反对意见或削删时毫不留情。为了“共同追求正确的判断”（艾略特语），作者也乐于配合。“为文明实干”还包含提携新进。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创作之路始于为《增刊》撰写评论。

　　《增刊》在创立后的二十年里有两次几乎成为商业精神的祭品。现代大众传媒奠基人北岩（也译作诺思克利夫）勋爵于1908年购买了《泰晤士报》报系，他为节省开支，扩大《泰晤士报》发行量，两次想把没有利润可言的《增刊》并入《泰晤士报》。这位长于经营廉价期刊和庸俗小报的“时代英雄”大概不想冒犯读书界，几经犹豫，最终还是不敢下手。英国权势集团中多读书人，这也是他有所忌惮的原因之一。1982年，媒体大王默多克买下《泰晤士报》报系，他对《增刊》的编辑方针也不加干涉。

　　要说《增刊》没有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那倒也不是。《增刊》本来发表文章是不署名的，实行匿名制的初衷是突出写作的客观公正和权威性。长期以来，猜测某篇文章出自何人手笔成了有些读者的有趣话题。还应提一笔，编辑部没有什么《保密条例》，但从不破坏规矩，读者出于自尊，也不会去打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增刊》的业务主管部门主张改行实名制，想借此打开销路。同时学术界也有人抱怨，读者不知作者的名字，如何知道文章的观点是否值得尊重？当时的主编力主坚持传统，后因无法阻止改革措施辞职而去。1974年，新任主编发表自己的署名文章《道出姓名》。他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不过分，但又保证，《增刊》也绝不会借助学术界的“超级明星”和“知识杂技演员”的大名来扩大影响。匿名制的支持者则说，匿名文章提倡一种不突出书评人个性的风格，是“费厄泼莱”精神的体现。诗人、批评家艾略特以自己的经历比较署名与不署名的差别：“通过撰写匿名书评，我学会了节制我的不满和奇思怪想。我渐渐明白，文章署名后有些内容是许可的，要是不署名，那些内容就变成了怪癖或丢人现眼的激烈态度。”自觉追求持正公允的立场，这是文明对艾略特和里奇蒙的含义。实行署名制后，《增刊》文章的风格一如既往。让业务主管部门失望的是新任主编有意识地防止“追星”现象，发行量只是维持平稳而已。

　　《纽约书评》要年轻得多。1963年初，纽约市的印刷工人罢工，一些著名的报刊杂志一时无法印行。为了使书评的生活和思想的生活不致中断，两位纽约知识分子罗伯特·西尔维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决定编辑出版一份书评双周刊。当年二月，《纽约书评》问世，两位编辑在《告读者》上写道，美国需要一份以书评为主的文学刊物，为时已久，他们自愿为此贡献出自己的时间。（英美重视“公共服务”，无偿主编杂志的先例很多。）对于那些写作动机无聊、败坏社会的书籍，他们将既无时间、又无篇幅予以评论，不过：“暴得大名者将还其本来地位，冒牌货色会受到关注。”两人还说明，刊物没有任何资金，撰稿人没有稿酬，出版商通过广告所得支付承印人，但他们希望这份双周刊将显示出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刊物应该具有的品质。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对这份新刊物反响积极，数千封读者来信鼓励编辑继续努力。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甚至说，就文化意义而言，创办《纽约书评》比建造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更重要。

　　说来也巧，《伦敦书评》的诞生也归功于劳资纠纷。1978年，《泰晤士报》资方拒绝工会一系列要求，报系旗下的各种报刊（包括《增刊》）不得不停刊。为填补书评方面的空白，《伦敦书评》于1979年创刊，头六个月夹在《纽约书评》中奉送。1980年5月，《伦敦书评》独立发行。它与母刊在有一点上是相似的，即文章篇幅较长，很象英文所说的“ｅｓｓａｙ”，更利于作者在深度和广度上发挥。当时《增刊》已恢复，从此英国就有了两份严肃的书评专刊，形成一种友好竞争的格局。

　　虽然这三种书评专刊都以“文学刊物”（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自称，它们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文学。关于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和国内外时政的讨论常见于它们的版面。就此而言，它们继承了十八、十九世纪英美一些广义的文学期刊的伟大传统。就像当年的《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一样，三份书评专刊也带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当然，倾向性不排斥独立性，倾向性也包容多样性。英国的两份专刊中《增刊》偏“右”，《伦敦书评》偏“左”。《纽约书评》大致代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自由派立场，不过在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眼里，美国的自由派在有的问题上比英国保守派更“右”。

　　例如，当今国际上最严重的纷争起源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在英国，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言论较容易为人接受，这大概一是因为英国人对巴以冲突的历史根源了解较多，二是因为英国不像美国，没有强大的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爱德华·萨伊德为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呼吁的文章常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纽约书评》登载这类文章就比较困难。冷战时擎自由主义大旗的英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依赛亚·伯林是《纽约书评》格外推崇的，或者说《纽约书评》屡次给予伯林特殊待遇，连他的未定稿和学童作文也全文刊出。《伦敦书评》发过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评伯林的文章，作者揭示伯林与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冷战战略设计者（如乔治·凯南，也是《纽约书评》撰稿人）的紧密关系。然而要指责这些专刊一贯左倾或右倾是愚蠢的，很多或激进、或保守的观点根本无法用左、中、右来作政治上的定性。见识独到、观察敏锐的评论在三家刊物都受欢迎。

　　我们现在常说“文化产业”，仿佛文学艺术的作品都是市场上的商品，有了这一前提，一听到“盘活”、“开拓进取”之类的词汇，人们就心痒难挠了，恨不得立即有所作为。在实行所谓“市场经济”的英美两国，上述三种刊物的编者、作者和读者却相信，文学艺术和文化政治体现了不能以经济标准来测度的价值，以经营商业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是对社会的羞辱，支持文化事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伦敦书评》就是得到政府机构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资助的。据《增刊》现任主编费迪南·蒙特在纪念该刊创办百年时说，《增刊》现在只是不赔不赚而已。一份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书评杂志居然没有什么利润，编辑部还没有怨言，甘之若素，依然脚踏实地地维护传统，维护标准，这用“商业头脑”来判断一定是迂腐透顶。在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在一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社会，早就有能人来对这“世界知名品牌”洗削更革、“扭亏为盈”了。《纽约时报》在分析《纽约书评》在知识界的巨大影响时指出，它的成功“来自拒绝把书籍、剧院和电影视为工作之余的消遣”。不能否认，很多图书、戏剧和影片只具娱乐的功能，它们恰恰是书评两位编辑认为不值一评的。对优劣作出鉴别，这就是书评专刊的基本职责。保持沉默，也是批评的武器，表示彻底否定的手段。一旦书评专刊只以赢利为目的，随炒作之风俯仰，这将是文化生态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泰晤士文学增刊》编辑菲力浦·汤姆林森在一篇社论上指出，如果文学不复存在，欧洲的灵魂也就随之消亡了。在战争来临之际，文学与人文学术更像黑暗中的明灯，“《增刊》必须一如既往地照料好这盏灯，并为心智的堡垒配备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泰晤士文学增刊》编辑菲力浦·汤姆林森在一篇社论上指出，如果文学不复存在，欧洲的灵魂也就随之消亡了。在战争来临之际，文学与人文学术更像黑暗中的明灯，“《泰晤士文学增刊》必须一如既往地照料好这盏灯，并为心智的堡垒配备人员。”二战后的历史证明，商业精神在很多地方摧残文化甚于战火。但是在三家书评专刊上我们看到英美文化传统中一种健康的生命力，它所表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