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

　　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说她是个秃子，戴的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完全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像皮垫子，那里用了像皮垫子。这只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江青的仇恨。

　　在被隔离审查中，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由于隔离的住所是处于背靠青山，林木环绕，泉水汇湖，鸟语花香的地方，周围又是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物质待遇，都是相当好的。每餐，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馆。我们在隔离房外的暸望孔多次观察江青用餐，看她吃得好不好。她总是用瓷勺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一样的香。我们对此也很放心。江青对我们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实，我看她这也是属于心虚嘴皮硬这，还有，也是胃肠的需要，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容颜。在此前，外面社会上流传江青绝食等等，全是无稽之谈。

　　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的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搓几搓。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提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

　　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

　　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

　　又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是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

　　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我们想，不打也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江青还辊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的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难堪。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这引起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地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感到蒙骗不能得呈的难堪。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躲，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但实际上，其他人是围着江青转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小组专六他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

　　(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邮编：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