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扬外交之剑，折冲樽俎

　　吴建民，中国资深外交家，现年64岁。1991年至1994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从1994年至2003年的近10年时间里，吴建民历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和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目前任外交学院院长，兼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吴建民

　　申奥：“外交麻辣烫”呛翻欧美“人权”大棒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始建于1983年，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此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政府发言人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当事者不但要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需要有灵活的应对技巧和把握现场主动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国家的一根敏感神经，牵连到国家利益和对外关系，稍有差池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中国人为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会忘记1993年秋天北京奥申委将士们为了夺得奥运主办权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岚清为首的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飞赴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了加大申奥的宣传力量，北京奥申委在主管宣传的吴重远、丁维峻外，添加了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

　　当时，由于“八九风波”的后续影响，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拿“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外交承受着很大压力。继当年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反对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决议后，9月16日欧洲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反对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给北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动。9月14日澳大利亚总理基延访问美国时，公开声称“不要让政治压倒了体育理想”，要国际奥委会不要选择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频道电视台的早餐采访中，对记者说，“最佳的选择是曼彻斯特，万一曼市落选，大家就应该来悉尼参加奥运会。如果选择北京，将是一个坏主意”。种种迹象表明，西方“有备而来”的记者将会在蒙特卡洛围攻中国。

　　1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维体育宫开幕。吴建民和吴重远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后，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德在悉尼关于“北京如举办奥运会是坏主意”的说法。

　　20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体会议开幕。吴建民在蒙特卡洛新闻中心举行了来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闻发布会。正如人们所料，西方一些记者利用这次机会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轮番进攻。吴建民语气激昂地回击道：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人权。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奋斗了100多年，就是为了人权，争取做人的权利……1949年以前，中国人有80%吃不上饭，一旦遇上灾荒，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当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西方大国有谁同情过中国的人权？有谁来呼吁中国的人权？相反的是他们都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中国人民吃饱了，穿暖了，他们倒‘关心’起中国的人权来了，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记者看到吴建民说话时表情异常严肃，明知故问道：“你为 什么这样激动？”

　　吴建民说：“你们应该理解，一个人被平白无故地骂了一通，能保持平静，能不激动吗？”

　　又一记者说：你们中国“讲人权”就是“政治干预体育”。

　　吴建民说：“不是中国人首先讲人权，是有人天天骂我们。整整骂了四天。我们已经退避三舍。难道我们就连一点辩解的权利也没有了吗？那也太不公道了！”他还用英语大声疾呼：“奥林匹克精神是纯洁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记者都被吴建民大无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联社在当天的一篇通讯中评价吴建民的发言“充满感情”“用流利的英语发表讲话，没有发言稿”，并称“这种口气和谈话方式的改变，似乎是随着投票时间的逼近来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岚清副总理也对吴建民的出色表现大加赞赏。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呆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 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 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 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他出生一个月后，日本陆海军联合对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轰炸，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为了保住性命，母亲抱着被惊吓的儿子冒着隆隆的炮火躲进了防空洞，总算捡了两条命。

　　吴建民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南京招生，班主任老师朱庆颐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朱庆颐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不想获得通过。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是在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事翻译的主要基地，当时属外交部管。

　　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被后来到任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一眼看中。

　　韩克华曾是中共出色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中任冀南军区武装部副部长等职、南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他历任湖北孝感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工业部长、副省长。1963年秋天，韩克华进入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时得知要调其出国任大使的消息，颇为惶恐，他觉得自己既无外交经验又不懂外文，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便给中共湖北省委写信谢绝。可当他从党校学成回到武汉，马上接到了赴外交部就职的调令，成为中国驻匈牙利的大使。

　　为了把年轻的吴建民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韩克华专门给外交部打了报告希望部里与团中央协调。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不知从哪里探听到这个消息，又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把吴建民留在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暗暗拿了主意：韩克华和团中央两边都别想得到吴建民，我让他回北京外交部。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让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马牧鸣处长手下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施燕华：又是大使，又是大使夫人

　　俗话说，缘定三生。早年就有“江南美女”之称的“北外”高材生施燕华几乎是踏着吴建民的脚印来到团中央和外交部的。尽管他们无数次失之交臂，但爱情之神还是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

　　施燕华祖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毕业前一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5年后，她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外的研究生，师从周珏良、许国璋、王佐良等声名显赫的教授。1965年春她来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实习，不久又被借调到团中央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吴建民被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北京，人事关系还在团中央的吴建民与施燕华不期而遇。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拉美等数十国；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美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八·一九公报”的起草。

　　1979年同程陪同邓小平访美的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因年过50，回国后从第一线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中换下来，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施燕华接替了冀朝铸的工作，冀朝铸称施燕华“是一位极好的译员”。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被誉为“政治采访之母”，以其尖锐的提问、敏捷的思维闻名于世，曾采访过基辛格、沙龙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由于她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两次访谈内容对外公开后，引起全球政治家的极大关注。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

　　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成为1979年以来的19年间第17位女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一对外交伉俪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劳燕分飞，直到1998年，他们才在日内瓦得以团聚。

　　1996年初，吴建民被江泽民主席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劳燕分飞”的日子。

　　兀立于沧海横流中——日内瓦一役挫败

　　“中国人权议案”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江泽民的主席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把吴建民派往日内瓦是中国领导人深思熟虑的决定。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已是一位很有国际公关经验的老外交了。早在1971年，吴建民就任中国驻联合国使团三秘、二秘，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了7年；1978年回国任了5年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一秘； 1985年又一次来到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参赞，4年后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参赞。从阅历上看，吴建民不但熟悉国际环境，对外交政策吃得透，而且工作方法灵活，有张有弛，是紧急情况下应对国际关系的一把好手。当然，1994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吴建民随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近距离地接触，也给江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吴建民大使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此前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议案（即90号决议草案），不顾事实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将会在此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继续对中国“发难”。

　　从卡特政府开始，“人权外交”作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在全世界挥舞。1981年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我们 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冷战结束后，乔治·布什继续把“人权”战略融入美国的外交中，宣称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克林顿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处于兴盛期的中国，更是横加指责，强迫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

　　自1990年至1995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连续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炮制的“中国局势”议案、“中国／西藏局势”议案和三次“中国人权状况”议案表决。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联合国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随后即将对中国提出的国际社会对美国等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相关指责“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

　　在议案表决前，吴建民大使代表中国代表团走向讲台，刚才还叽叽喳喳的会场突然一片肃静。

　　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这位中国大使并不陌生，此前吴建民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若干次在媒体中“曝光”，个人风格尽人皆知，而1993年9月，他作为北京奥申委的发言人在蒙特卡洛抨击英国外交大臣赫德、舌战西方记者的生动场面，总能让人记忆犹新。

　　与会的代表们戴着同步翻译耳机，个个屏住呼吸，目光全部落在了台上中国大使吴建民的身上。

　　吴建民朝台下看了看，礼貌地用目光向各位代表致意，然后非常镇定而自信地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的攻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

　　他先列举了这样一些事实：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约为5亿，有4亿人吃不饱；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2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今天达到了70岁。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7％。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二等公民；今天的中国公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权利。吴建民指出，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上述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说，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提案。而这6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6年。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中国的参选率高达93.58％。此外，1990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行政诉讼法。1994年5月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这是保障、维护公民权利的两部重要法律。中国老百姓称之为“民告官的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1993年年底，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是10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整个会场一片肃静，代表们听得津津无味，还有不少西方代表拿起笔在认真地做记录。

　　吴建民越说越激昂：“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 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听到这里，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向吴建民投来会心的一笑，甚至有代表在座位上向吴建民竖起了大拇指。

　　吴建民诚恳地说，在人权领域历来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合作，另一种是对抗。搞对抗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发达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都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不应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人权具有普遍性，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必须接受或服从另一部分国家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也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和管理国家。搞对抗的实质就是推行强权政治，对抗的后面是统治的欲望，根本不是在促进人权，而是对人权的亵渎！他指出，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反华议案，其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最后，吴建民提高了嗓门，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吴建民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大会进行表决，最后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决定对美国、欧盟等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

　　表决结果公布后，会场上再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挤上前主动与吴建民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吴建民也向支持中国的代表表示感谢。

　　西方媒体在当天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大使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

　　1997年，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会议上，吴建民率领中国代表团再次挫败了由美国、丹麦等少数国家提出的“中国人权状况”的“91号决议草案”，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这位外交“麻辣烫”。

　　拿破仑的“青睐”

　　——法国“大骑士勋章”荣耀的获得者

　　吴建民在日内瓦人权大会上不畏强权、勇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出色表现，让中央领导十分满意。1998年11月，江泽民任命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法国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西欧看好的一个合作者。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同我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长期经济合作协定以及航空协定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近年来，中法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中法在国际政治关系中有着比较默契的合作。

　　无疑，中国对法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历任驻法大使中，黄镇（后任驻美联络处主任、外交部副部长）、曾涛（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克华（后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姚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周觉（后任外交部长助理、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蔡方柏（后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都是中国外交界的精英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建民的巴黎履新，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吴建民的信任，同时也向法国政府暗示中国政府对法国的重视。

　　吴建民尽管没有接触过希拉克总统，但对这位风流倜傥的法兰西政治家并不陌生。1974年吴建民在联合国任职时，希拉克就已出任法国总理。1976年希拉克辞去总理职务，创立保卫共和联盟并任主席；但他在1986年和1988年两度出山，担任政府总理，直到1995年当选法国总统。

　　吴建民还听说希拉克1997年访问中国时的两段未经证实的“花絮”：为了刻意追求“平民化”，希拉克谢绝中国政府为他安排的钓鱼台国宾馆，而住进了法资饭店里；为了遵守北京的交通规则，他要求他的专车在遇到红灯时停下，让中法两国的保安人员十分为难。

　　希拉克的传奇经历和浪漫坦率的个性曾让吴建民十分好奇和仰慕。吴建民希望通过真实接触希拉克，更多地了解这位资深的政治家，从而为中法两国关系拓展新的空间。

　　由于吴建民的法语特别好，而且对法国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所以当他前往总统办公室向希拉克递交国书时，希拉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与他长谈了4个小时，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少有的。

　　事实上，此后吴建民在法国的外交工作令中法两国领导人都十分满意。1999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从希拉克总统的故乡里昂开始，2000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从江主席的家乡扬州开始，从而使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这些都是吴建民在外交上的大手笔，在中法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西方“七国集团”乃至后来的“八国集团”曾多次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中国都未出席。法国是2003年“八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按惯例，东道主有权邀请一些非成员国与会。于是，希拉克在2003年1月提出邀请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的贫穷国家参加峰会期间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尽管中国从未与“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进行过直接对话，但出于战略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响应希拉克发出的邀请，积极参与对话。

　　2003年6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作为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陪同参加了胡锦涛主席在会议期间的几乎全部活动，有些场合因专职翻译不能在场，他还时常临时担任翻译。吴建民利用这样难得的机会，帮助中法两国领导人进行有效沟通，使两国元首很快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事后希拉克对吴建民的工作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并对胡锦涛主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就在胡主席结束埃维昂之行不久，吴建民在法国的4年8个月任职也将划上句号。

　　听到吴建民即将离任回国的消息，希拉克总统内心百感交集。他希望在吴大使离开巴黎前能在一起叙旧，但从礼仪上来说，法国总统不接见离任大使。

　　2003年6月27日，希拉克破例在总统府爱丽舍宫接受吴建民辞行，并为吴建民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以此表彰这位中国大使“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这个荣誉勋位是全法的最高表彰奖，1802年拿破仑任首席执政时创立，用以表彰作出杰出贡献的法国和外国军人及平民。该荣誉勋位共分五级，大骑士勋章属于第二显位级，仅次于法国总统授予外国元首的十字勋章。1962年，戴高乐总统规定了颁授各级勋位的人数上限，获大骑士勋章的最多不能超过250人。

　　授勋前，希拉克总统与吴建民大使和夫人施燕华进行了亲切交谈。希拉克说，法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对此十分满意。他还特别提到了吴建民在帮助中法两国元首之间建立密切关系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授勋仪式上，希拉克总统亲手为吴建民佩上勋章，随后，总统府开香槟为中国大使庆祝。希拉克幽默地对施燕华说，这个勋章也有你的一半。大使夫妇对希拉克和法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法关系以及关心旅法华人华侨表示感谢。吴建民说：“这个荣誉不仅是给我 个人的，更是给中国的。”

　　仪式结束后，希拉克邀请吴建民夫妇参观了总统办公室。吴建民看到在希拉克办公室内陈列着商代青铜器、南宋观音像等中国文物和江泽民主席给希拉克总统亲手题写的诗。

　　临别时，希拉克亲自把吴建民夫妇送至大门口。吴建民看到那一刻希拉克的表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他们一定都想起了这些年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那来之不易的中法友好，想到了4年前他们的初次见面，那个难忘的4个小时的交谈。

　　指挥若定倾倒法国，巴黎遇险惊动朝野

　　2001年12月20日，吴建民和夫人施燕华乘坐大使馆汽车外出，汽车在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行驶时，有4个身份不明的男子骑着摩托车尾随其后。汽车遇红灯后刚停下，尾随其后的一名摩托车手用铁链击碎了座驾的后窗玻璃，企图抢劫施燕华放在坐位上的手包。就在这紧急关头，交通灯转绿放行，汽车迅速启动，风驰电掣而去，劫匪一无所获。随后吴大使迅速向警方报警。

　　近年来，法国的治安状况堪忧。据法国统计数据显示，法国的刑事犯罪率在2001年上升了8%，其中盗窃和抢劫案件大幅上升。2001年7月中国政府曾向前往法国的中国旅游者发出警告，小心遭到抢劫。因为法国的犯罪分子通常把机场、购物中心和旅游景点的中国旅游者作为攻击目标。

　　吴大使夫妇巴黎街头遇险被法国《费加罗报》披露后，法国政府十分震惊。巴黎劫匪竟然光天化日行劫外国大使，而且事主还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外交官，这让法国政府在世界上丢尽面子，特别给当时的法国社会党总理若斯潘造成难堪，他计划在2002年4月参加总统竞选，向现任总统希拉克发起挑战。由于法律和秩序问题将会是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法国右翼反对派就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对若斯潘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政府在犯罪面前手段软弱。

　　法国民众对吴建民夫妇的遇险也感到异常气愤。许多素不相识的民众给吴建民夫妇写信，表示由衷的关心和对劫匪的愤怒。一位巴黎政治学者在给吴建民的信中说，法国政府连中国大使的安全都不能保证，那是法兰西的耻辱。

　　这是吴建民在法国公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是几年来他真诚与法国人民沟通的结果。

　　他还记得初到巴黎时接受法国媒体的第一次“洗礼”，那是法国式的传统，凡大国的新任大使都要出席“法国外交记者协会”准备的早餐会，接受法国记者的“质询”。吴建民的诚恳和健谈令法国媒体兴奋不已，也引起法国公众对吴建民的兴趣。

　　有人说，吴大使到哪里，哪里就刮起“中国风”。这话一点不为过，特别在法国，吴建民不但是出色的中国政府的代言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大使”。

　　吴建民来法国后发现，虽然法国是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法交流也相当广泛，但法国社会从政治家、企业家到普通公众对中国的历史、今天等基本国情仍然不够了解。作为大使，吴建民希望自己能起到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因此，在巴黎只要有人请他去讲话，他一般都接受邀请。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到法国其他地方访问。每到一处他都要做四件事：第一，拜会当地最高行政首脑，如市长、省长、省及大区议会主席等；第二，对当地的工商会讲一次话；第三，接受媒体采访；第四，参观访问，了解法国各地的强项优势。

　　法国的企业界非常想了解中国，但由于媒体的不实报道，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对中国打分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西方的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有一种得意情绪，踌躇满志，傲视天下。在这样一个主导思想的引导下，西方媒体对中国总有些看不顺眼了，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吴建民认为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气”在法国也不会例外。

　　为了杀杀媒体的狂傲之气，吴建民找到了对付西方传媒的办法。有一次他与法国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在一个漂亮的大厅里聊天，在谈到法国传媒对中国现实的歪曲报道时说：如果我说这个大厅明天要塌，你们一定会说这家伙疯了。但如果有人说些比这荒唐千百倍的有关中国的话，在你们这里也有人信，还会说他有学问，是专家。比如，10年前，你们的报纸说什么“中国政府要垮台了，经济崩溃了，改革完蛋了，内战要爆发了”。10年过去了，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那些所谓预言，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改变得如此之快。说过那些话的人，有谁做过自我批评啊？当时讲这些话的人跑哪去了？

　　对方听了，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他也常与一些法国人包括汉学家讨论民主问题。他说：第一， 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民主模式，法国的民主就不同于美国，中国的民主为什么要跟法国的民主一样呢？各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接受多样性。法国人很反对“单一思想”、单一模式，这也是“单一思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也不能只接受一个模式。第二，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过程，不能强求一律。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法国什么时候才给了妇女选举权呢？直到156年之后，1945年法国的妇女才有了选举权。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民主也经历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

　　吴建民自信地认为，对中国来说，有三点是站得住脚的：第一，时间在中国一边。不管怎么讲，中国在发展，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曲折困难，中国毕竟在向前走，而且前进的步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第二，事实在中国一边。摆出大量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国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中国人的生活改善了，还是退步了，这些都一目了然。第三，历史在中国一边。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被西方人欺辱的。一讲历史，西方应该感到愧对中国。他们再来教训中国，中国人是绝不能接受的。

　　马赛伊夫堡博物馆馆长过去没到过中国，后来因中国电视台播映《基督山伯爵》，到中国办伊夫堡展览。她回国后见到吴建民说，上海、广州都是车水马龙，经济非常活跃，相比来讲，马赛差多了，回来后觉得冷清。

　　由于吴建民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法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明显改变，对中国的兴趣增加。

　　2003年1月5日，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吴建民倡议的1999年的“中国文化周”、2000年的“中国文化季”后的又一个重大活动。中心是根据法中两国政府在2002年11月签署的《关于设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协定》而成立的。该中心是中国在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目的是促进中法两国在文化、艺术、教育、传播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向公众介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财富和成就，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使法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两国友好。

　　该中心座落于巴黎著名的奥赛河滨道的孟德斯鸠公馆内。成立当天，吴建民和法国文化界人士、旅法华侨华人企业和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和社团领导人、中国留法学生代表等共200多人出席了成立仪式。开展几个月来，吸引了数百万法国各阶层人民前来参观。

　　5月16日上午，未到过中国访问的法国政要夫人结伴参访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以了却心愿。她们是：法国总理夫人安娜·玛丽·拉法兰女士、法国合作与法语区事务部长级代表夫人玛丽·皮埃尔·维尔特泽女士、法国交通与海洋国务秘书夫人玛尔迪那·布斯罗女士、法国外交国务秘书夫人斯特法内·木斯列女士，另外，法国奢侈品集团总裁夫人、法国航天航空局局长夫人、法国保险业联合会总裁夫人、法国阿尔斯通集团总裁夫人和法国打勒兹集团总裁夫人也兴奋地前来参观。

　　拉法兰总理夫人一进大门，就对迎候的吴建民大使和夫人施燕华说：“访问中国是我的一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于上月随同丈夫一起访华，感到非常遗憾。今天我把原本要一同访华的所有夫人们带到这里，参观巴黎的中国——新近成立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也是了却一个心愿。”她还向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和中心员工说：“我从没去过中国，但离开中心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

　　随同来访的法国交通和海洋国务秘书夫人布斯罗女士高兴地说：“我的女儿现在在巴黎著名的阿尔萨斯中学学习中文，这所中学教授中文的历史已有40多年。我要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们一同来中心参观，从这里了解中国。”

　　几位夫人表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像她们这样希望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法国人不在少数，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太有必要了，可以做的法中文化交流的事情很多。

　　而吴大使则告诉她们，2003年秋“中国文化年”将给法国人民带来中国的更多惊奇。

　　吴建民大使在任期内对中法的政治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此，中法两国政府和人民都不会忘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法国西南部热尔省邀他出席晚宴时，授予他“火枪手”的称号，以表彰这位中法“文化大使”。

　　来自最高层的任命：外交学院院长一职举足轻重

　　2003年夏，吴建民大使奉命回到国内，旋即被任命为外交学院院长。尽管这个职位适合吴大使，但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决定由吴建民主持外交学院自有一番考虑：外交学 院是外交部所属的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高等学府，被称为外交官的摇篮。当年毛泽东出于战略考虑创办这个学院并对它十分关爱，寄予厚望；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每一代领导人都把它看作中国外交的“风水宝地”，倍加呵护，因此学院的级别也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建民就任院长，以加强学院的工作显然表明中央高层对他的格外器重。从外交学院历任院长也可看出，凡是能坐上这个位置的都是中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学院成立后，首任院长就是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在此位10余载。后来担任此职的如：曾任驻土耳其、坦桑尼亚、埃及大使的开国少将刘春，曾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司长、中国驻比利时兼卢森堡大使兼常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中国驻日本大使的外交家章曙，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杨福昌等，哪一个不是外交界的重量级人 物？

　　中央对吴建民的关注，自然是与吴建民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时表现出的机智和冷静的处事风格分不开的，也是与他在日内瓦人权会议的有理有节的论辩艺术，尤其是他在任驻法大使时的务实的外交思路分不开的。如果说新闻发布会上的精彩是因为吴建民的机智聪明，如果说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的胜利有着集体力量的支持，那么他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做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1998年，吴建民出使巴黎时，中法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友情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八九风波”后，法国是第一个采取孤立中国政策的西方国家，尔后又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法关系十分紧张。后来巴拉迪尔政府上台后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才使中法关系得到了一些改善，但中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依然没有进展。尽管1995年希拉克当上总统后采取进一步接触中国的政策，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于1996年和1997年两度访华，与江泽民主席有过多次会谈，但两国的外交关系还不是十分牢固，两国领导人的亲密关系似乎也只是面子上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政治基础的差异；二是中法文化沟通不多；三是中法两国的经贸水平上不去；四是中法民间交流太少。

　　吴建民到任后，在以上几个方面实实在在地做了很多工作。他广泛接触法国各阶层人士，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骄人业绩，真是通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厌其烦，使法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慢慢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吴建民到任的1年半内，他就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近50次，出席和参加午餐会、报告会、辩论会等活动对外讲话20多 场。

　　有一次《巴黎竞赛画报》邀请吴大使和当时的社会党政府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共进午餐，讨论人权问题。库什内是“无疆界医生”的创始人，所谓的“人权斗士”，在法国威信很高。他因滑雪摔伤了腿，是拄着拐杖来的。他们的讨论围绕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和西藏问题展开，谈了两个多小时。

　　库什内一来就说中国人权状况不好。不过他承认没有去过中国，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吴建民说，仅根据书本知识来做结论，可能是“瘸腿”的。接着，吴建民援引历史、现实的例子以及大量数据来反驳库什内的论点，最后库什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权状况有进步。

　　吴大使告诉库什内，今天西方有些人像教师爷一样给中国上人权课，中国人很反感。他告诉库什内，在中国国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当中国人挨饿时，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没有人跟我们讲人权，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经济发展了，他们来给我们上人权课了，他们究竟是为了维护人权，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短短几句话，使库什内顿时哑口无言。

　　这个谈话内容后来发表在《巴黎竞赛·中国特刊》上，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杂志销出了10万份，从此库什内也和吴建民成了朋友。

　　2001年申奥，北京和巴黎是竞争对手。7月13日中午，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举行冷餐会，请各界人士收看国际奥委会投票实况直播，吴建民大使也接到邀请。当吴建民出现在招待会会场时，法国人很惊讶。有人说：“你为什么敢来？要是中国输了呢？”吴建民以轻 松的语调说：“如果巴黎赢了，我祝贺你们；如果北京赢了，你们祝贺我。”当天晚上他共接受了14次采访。法国人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平和而有头脑的中国外交官。

　　法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将会使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所以，如果说希拉克在1997年时对发展中国关系还可能面临着法国民众的压力，那么当他2000年踏上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扬州土地的时候，已没有什么压力了。

　　也正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气氛中，吴建民才会有信心巧妙地设计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的行程从各自的家乡开始。

　　吴建民灵活的外交技巧和务实的作风在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埃维昂时再次得到证实。尽管那次吴建民与胡锦涛主席的接触时间不长，但还是让胡主席更相信了自己对吴建民的认定。

　　已经到任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并没有“养老”的意思，那不是他的风格。自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着手总结中国历年的外交经验，研究对外政策。最近他在媒体上谈及中国在2003年的外交特色时，表达对中国日益注重的“主动式外交”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外交近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过去的“反应式外交”转变为更多的“主动式外交”。如温家宝总理在国内SARS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SARS特别高峰会议，在危难时刻扭转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使同样遭受SARS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另外，中国在化解朝核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及时发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都表明主动外交的成功。在吴建民看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显示“中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善于化挑战为机遇”。

　　人们注意到，吴建民的职务变动更凸显了他的外交智囊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