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斩中国形象“妖魔化”

　　李希光，1959年10月生。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台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青年报》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ources》月刊中文版主编、萨尔斯堡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客座记者。

　　“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

　　——李希光

　　天才的新闻敏感度，最神速的新闻出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教授被人封上一个十分吓人的“称号”——“中国新闻界第一号混混”。

　　且不说赐名者出于何种目的，光这个称号在因特网和清华园的不胫而走就足可令人心惊肉跳——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它似乎满足了赐名者冥冥中所祈望的轰动效应。

　　李希光1959年10月13日出生在江苏。l966年，他在家乡的一所煤矿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当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在煤矿任总工程师的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发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他只有靠70多岁的奶奶照顾。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李希光没有玩伴，不能参加少先队，受尽歧视。有一次，奶奶站在家门口，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校长和工宣队的怂恿下高呼口号侮辱李希光，顿时大怒，挥舞着拐杖，追打那群红小兵。因为这件事，奶奶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故了。从7岁到13岁，李希光都是在痛苦、孤独和恐惧中度过的。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1982年李希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理论物理，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读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

　　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传真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的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1988年7月李希光研究生毕业进入新华社中央新闻采编室任记者，一干就是12个年头。

　　《华盛顿邮报》每年要从全世界选10个青年级的国外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李希光正好35岁，英文水平很高，被选中。他来到《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新闻。

　　李希光有一种天才的新闻敏感。在担任编辑室主任期间，他能从每天发生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然后组织大家采访。由他布置的采访报道，常常被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采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落地，北大有个学生因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箱，告到法院，海淀区法院决定开庭。这个信息被李希光获得后，立即派记者赴法庭采访，可这位记者踌蹰起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互联网不太了解，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媒体的老总都认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可怕，可怕得就像那是帝国主义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一块差不多成了中国新闻的禁区。李希光跟他的同事说：第一，互联网肯定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3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在李希光的劝说下，这位记者前往采访，并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件。稿子播发不到3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新闻。

　　李希光在新华社工作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

　　1998年，有消息说，新修改的《婚姻法》将在人大表决通过。当时他是政治文化编辑室的主任，很快意识到国家如此重大的举动一定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应该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结果，他和同事们经过努力用900字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去，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这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媒体在中国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更感觉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李希光强调新闻报道的视觉化，力求使用每一段文字都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在他看来，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那么报道就是失败的。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李希光作为新华社记者对克林顿的访问进行了跟踪报道。克林顿来华后，根据访问程序将登长城。当时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这个新闻不能“炒”，发条消息就行了。可李希光认为，克林顿在长城的细节全世界都很关心，很有意思，他便把克林顿登长城的过程写了一篇特写，把克林顿登长城的场面详细报道出来了，特别是细节的描写非常成功，受到读者的好评。

　　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以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他是新华社第一个以全票通过的高级记者。

　　1999年，已经名声大震的李希光突然从中国新闻界消失了。这一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邀请他任研究员。他是赴该中心做研究的第二位华人，第一位是美国著名电视女主持人宗毓华。

　　李希光在中国新闻界的动向一直引起各方关注。

　　光荣纪录：第一位走遍丝路的中国记者

　　1990年夏，李希光背着沉重的行囊，踏上了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队，需要一个记者做全程采访，担任新华社科学和文化记者的李希光被他们选中，他以青年学者的身份跟着远征队，带着3件宝物—— 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一册古老的地图，便穿过地中海、印度洋、阿拉伯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天山、阿尔泰山、杭爱山，走完丝绸之路海上、草原、游牧及沙漠北道4条古代商道。

　　他们从威尼斯出发，乘着阿曼苏丹王赠送的船，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当年郑和和马可·波罗停留的22个古港口都停留了。后来他又走遍了当年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

　　无论是在沙漠里、草原上、海上，李希光走一路，写一路，几乎每天都把报道发回北京。

　　这次丝路探险活动持续了3年才画上句号。李希光认为这是非常丰厚的3年：

　　我想这是令今天很多记者非常嫉妒的。因为今天走这条路线，虽然我们的通讯设备、交通设备可能更好了，但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要打的伊拉克战争，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今天东西方更多的是文明冲突，美国和伊拉克，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那时更讲究对话，而今天获得采访签证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基本上是入境落地签证，今天非常难，比如今天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是非常困难的。

　　李希光为丝绸之路着迷，决定献身丝绸之路的探索与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部主任迪安称李希光为“世界第一位走遍丝绸之路的记者”。

　　那次丝路之旅让李希光遗憾的是，丝绸之路有一段最重要的也是最为艰险的“南道”，因客观原因未能探访。没想到这个缺憾靠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了弥补。

　　1993年，唐玄奘的一个日本信徒小岛捐献200万美金，要在中国搞一个比楼兰更轰动的沙漠古城考察计划。小岛对座落在塔克拉玛干大漠腹地的比楼兰更难抵达的尼雅古城很感兴趣。他认为若探险考察成功，将轰动全世界。因此，他便决定组织一支中日尼雅考察队。

　　尼雅古城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与楼兰古城并称为姊妹城，距今2000多年，汉唐时较为兴盛。最早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发现的。1900年斯坦因在英印政府资助下来到中亚。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尼雅古城由佛庙、官署、住宅群、种植园等古代建筑组成，这些遗址分布于古代尼雅河终点处的沙丘、沙岭间。

　　这个尼雅考察队共有5名记者，包括李希光和新华社的另一名记者，1名中国《石油报》记者及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另外还配有1名当向导的沙漠工程师及3名长期在沙漠开车的司机。

　　10月13日，李希光从北京辗转到新疆民丰县城，与考察队其他队员会合。在这之前，他搜集古今中外有关这条路线的记载资料，并探访有关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大量的知识准备。

　　考察队从民丰县城出发，进入塔里木盆地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塔里木盆地中心，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非州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又称“死亡之海”。因此古往今来有很多探险家藏身于此。

　　大沙漠的气候十分奇怪，白天气温约摄氏30度以上，晚上则可能零下20度。由于沙漠的地下水很咸，考察队带了很多塑胶瓶装的矿泉水去，但即使将矿泉水收入帐蓬内，第二天也都结了冰，饮用起来十分不方便。

　　在沙漠上由于缺水，李希光和队员们3个星期都没有刷牙、洗脸和冲凉，每个人身上的污垢都是厚厚的，非常难闻。

　　对尼雅的探访是惊险的也是浪漫的，李希光看到3000年甚至5000年前铜器时代的岩画和陶器、雕像等珍贵文物。从这些发现的文物中，李希光相信中国现在的杂技、胡琴及二胡等古乐，都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他看到了古代中国与波斯文化的密切交流。

　　从尼雅回来后，李希光把对丝绸之路的思考集成二书，名为《梦幻尼雅》《跟我去楼兰》，好评如潮。

　　“警犬新闻学”与“找故事的艺术”

　　1999年，李希光从哈佛回国不久，朋友告诉他说，清华大学的王大中校长要请他吃顿饭。

　　王大中是国家“863高科技计划”能源领域首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参加我国自建的屏蔽实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70年代中期以来，主持领导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开发工 作，提出一种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新概念；80年代开创了核供热 堆的新研究领域，主持设计、建造，并于1989年起成功地运行了世界上第一座5兆瓦壳式低温核供热堆。

　　李希光久仰王大中校长的大名，并对他在我国能源科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钦佩不已。

　　王大中与李希光的历史性会见终于到来了。在那个饭局上，王大中表达了他对清华人文学科的殷切期待，两人一拍即合。

　　李希光对王大中说，“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新闻的形式在以奔腾处理器的速度扩张，那些10年前的资深编辑们和新闻系的教授们今天已对此不知所措，中国需要有一门有开拓精神的新新闻学。

　　饭后第二天，清华大学决定创办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这让李希光备受鼓舞。不久一个崭新的清华新闻学概念在李希光的脑海中孕育而成，而此时的清华也为未来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编号叫“新闻9”。

　　1999年12月10日，由李希光挂帅的中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国际传媒和国际舆论的机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宣告成立，世界新闻界把目光聚集到清华园。

　　中心聘请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专家，如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利斯·鲁宾斯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博教授，克林顿总统的媒体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汤姆斯·帕特森博士等。中心还聘请了约30位来自美国、法国和国内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担任研究员和客座研究员。

　　李希光决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把研究中心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新闻传播平台，使之成为在新闻传播、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和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学术重镇。

　　中心成立后即召开了第一个学术研讨会——“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围绕“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国的话题设计”“《北京青年报》与科索沃报道”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研讨会一炮打响，引起了世界传媒业的极大好奇。

　　接着，李希光策划和主办了包括“清华—哈佛新闻传播学合作展望”“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研讨会”“下一代新闻学教育国际圆桌会”“网络新闻与注意力——解剖网上新闻圆桌会”“美国媒体与中国研讨会”“从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看中美两国记者的国家意识”“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改革”“两党政治、中美关系与媒体角色”“网络与中国媒体演变”“全球化时代媒体的力量”等研讨会，影响深远，成就斐然。

　　中心还先后邀请了5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和记者来清华参加现代传媒论坛讲座，其中包括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鲁宾斯坦、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创始人乔纳森·穆尔、克林顿政府总统助理等。

　　中心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传媒研究学术网站和中国第一个网络新闻实验室，在一种开放、活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里，为海内外研究人员、媒体专业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开展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

　　中心目前承担着一系列国家重点课题，其中包括“政治传播学与国家形象的构建”“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舆论监督与环境政策的形成”“软力量研究”“中国主流报纸上的日本”“新闻构建与国家利益”“中国国际形象重塑”“美国媒体研究”“国际传播前沿研究”“现代传播技术对新闻学的影响”等。

　　为了开创新闻事业的新局面，李希光开设了新新闻学，传授客观报道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客观公正是一个优秀记者的第一标准。他在专著《新闻的核心》中特别强调了新闻的公正性。他说，我们对新闻的报道必须坚持多信源的原则。所谓多信源，就是指，如果报道战争或冲突，应该报道冲突双方的意见。比如，伊拉克危机，新闻报道应该报道源自冲突双方的信息；关于朝鲜的核武器核查，也要报道信息双方的意见。仅报道一方的意见的新闻，就不是好新闻。在他看来，司马迁和唐玄奘是最好的记者，因为他们是记录事实，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者。

　　有一次他让学生到国子监一带采访。采访没有题目，但每个人必须发现新闻。几个小时后，一位学生向他介绍对一种砖雕的发现。李希光问：“这是他们告诉你的吗？”学生说：“不是。”李希光请他再去向当地居民提问，核实清楚，再下结论。

　　李希光自称他教授的是“警犬新闻学”。他说，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记者将保持他们的警犬功能。新闻的公正性是新闻视角和新闻观点的平衡，而不是所谓的没有观点的纯客观。公正性应该包括所有相关观点的报道，但不仅仅是报道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而是要这个光谱上的各种观点，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的细微差别。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记者被看做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

　　另外，在清华他还提出一种新的新闻观，认为新闻就是“找故事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以来就在讲故事，从荷马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在讲一个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时效性更强一些。

　　李希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学理念，一改原有新闻理论的空泛说教，生动形象，也更接近新闻的本质。美国《明星论坛报》称，从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那里看到了中国传媒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如今，他正在清华培养新一代中国记者，期望这些记者能以全新面貌走上新华社记者的岗位。

　　李希光到清华已经4个年头了，人们看到这位质朴的教授依然保持着记者作风，每天只睡5个小时。《北京晨报》曾这样描述他：从家里赶到清华园时，他总是背着一个大旅行包，里面有书和笔记本电脑，一如他当年背包踏走古“丝绸之路”的样子。

　　清华新闻学院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差

　　李希光教授另类的传闻是从一件发生在饭桌上的故事开始的。

　　有一次，李希光和他的学生在食堂吃饭，开始时大家说说笑笑，这时他的一位女学生说起她的男友读完核物理学专业后准备去美国的事，李希光突然脸色大变，怒火万丈道：“国家培养他，是为了要他去给美国人造原子弹吗？这要让那些两弹元勋们知道，非得气死不可！”据说当时他还差点掀翻桌子，在场的人无不愕然。

　　不啻如此，李希光不许他的学生考托福和GRE。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你到清华来，你的学费不是你父母出的，是全国纳税人出的。你本身考取了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再考托福和GRE到国外的三流、四流大学读书，你当初就没有必要进清华大学。你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的同学。中国人称清华是中国的哈佛，而美国人自称哈佛是美国的清华。如果你到了清华，一心想着出国，你是对自己的老师没有信心，对你自己更是没有信心。我们清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并不比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差。哥大的院长是《纽约时报》总编，而我们的院长是《人民日报》总编。哥大的新闻学教授是美联社高级记者，而清华新闻学教授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尽管他的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但他的学生中考托福的还真不多见，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在李希光的教授下所学远超过了国外的二三流大学。

　　李希光开课之初就实行了中英文双语教学。当时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样的话，清华的新闻学就太“洋化”了。可李希光说：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一个记者每天打开电脑，要看新浪和搜狐的新闻，也要看当天国外各大报纸的新闻，没有优秀的英语水平，未来的记者如何生存？接受这种训练的学生10年后，他们在上课、采访和做梦时分不清自己说的是英语还是汉语；他们为商业媒体工作，但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记者；他们拥有优秀的互联网应用能力；他们写的是新闻，而不是学者的评论。为此他还计划他的新闻学课改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原版英文教材，结合中国的案例来讲授。

　　李希光的课很特别，生动、幽默、灵活，重在启发和实验。他要求他的教室一定要有多媒体、投影、网络，常常让学生念《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原文报道，并逐段分析，逼得大家不但有分析能力而且英文一定得过关。他的新闻分析课最受学生欢迎，常常乐得大家前仰后合，而正是这种插科打诨式的讲演，使学生对新闻的本质体会得更深刻也更长久。

　　有一次，李希光给他的学生讲课，他说：“我们有的记者不知道新闻究竟是什么，于是在写新闻的时候，只是telling something（说某些事情），可是真正的新闻是reporting（报道），应该从一个完全客观的角度来报道……”

　　他觉得同学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接着说：“如何 获取新闻？不仅要凭借一名记者的好奇心，还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说着说着，他脱去帽子，对同学们说：“我现在很疲惫，你们试着从哪些细节可以看出？”

　　同学们看到老师乱糟糟的头发，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异口同声地说：“头发。”

　　李希光很少按部就班地布置作业，但每次布置的作业都别出心裁。有一次他竟出了一道题：用不超过50字的导语概括《红楼梦》。学生们匪夷所思：老师怎么把《红楼梦》与新闻联系起来了呢？

　　由于李希光上课另类，效果好，所以有很多人来蹭课，除清华的学生外，还有来自人大、北大、广院等院校的学生；甚至清华炊事班的一位职工也被李希光的课所感染，一次次混进学生的队伍，乐此不疲。而一位清华外语系学生，从来没想过要做记者，自他听了李希光的课后，对新闻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改行当记者，果然毕业后进了新华社对外部。

　　来听李希光课的人越来越多了，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李教授纳闷为什么自己学生的面孔越来越陌生。但他没有摆出教授的架子，也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更没有驱逐过任何来蹭课的人。只是有一次，李希光无意中出了一怪招，让6位北大丽人在大庭广众下暴露了身份。当时李教授在课堂上出了一道练习题，要两位同学一组，彼此描述一下对方的外貌、背景等，以增加采访人物时的观察力。结果蹭课者的身份一个个暴露无遗，但李教授的友善使他们沉浸在愉快中。

　　出怪招是李希光教授的拿手好戏。在他看来，怪招如能提高学生的水平，怪也就不怪了。

　　李希光教授刚到清华时，他手下共有十几个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帐蓬、睡袋、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GPS定位仪，和他的4个学生，跑到了兰州、内蒙古额济那沙漠及敦煌一带进行探险式的采访，向北青报网站和自己的网站发回大量稿件。当他们来到罗布泊时，居然在这无人区里住了近一个星期并凭借定位仪和军用地图找到神秘古城楼兰。回来后，他将学生的采访报道汇编成书，成为新华出版社的热门书。

　　又一年，他突发奇想，带了几个学生到他当年做苦力的江苏一个煤矿去采访，他还要他的学生和自己一起下到矿井深处。涉世不深的学生哪里吃过这个苦，叫苦连连。可事后他们感到这样的体验真是难得。

　　而在北京，他带着本科生满北京城采访更是屡见不鲜。有人对大教授如此“不顾身份”表示惊讶。而李希光则说：大家都应该这样，新闻学是职业教育，没什么高深理论，师傅带徒弟天经地义，这是哈佛的培养模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科书开章就说：新闻这门学科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产生激情；要让学生产生激情，就要老师带徒弟。我要在他们身上克隆我自己。

　　李希光教学的又一古怪之处就是要求他的学生24小时手机开机。他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优秀记者的基本要求。“你睡觉，新闻不可能睡觉。”为了检查同学是否开机，他有的时候会半夜突击检查，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没有开机，他会严肃地让他写检查。

　　为了让他的学生更多地了解新闻的本质，接触各种思想，近几年来，他张罗了有国际大牌新闻明星参加的十几个圆桌会议，与他的学生面对面交流。这些“大腕”包括美国CNN亚洲著名主持人韩玉花、默多克新闻集团前副总裁张镇中、《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华记者秦家骢、《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阳光卫视》掌门人杨澜以及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香港大学的传媒专家。

　　2001年，李希光通过网络结识到一个在阿富汗采访的日本战地记者岛津洋一。他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相互交流信息。据说阿富汗边境上驻着4400多名记者，而岛津是为数不多的能深入塔利班战区采访的记者。有一天，岛津把一张塔利班高层密会的照片传回日本，没想照片被美军截获，第二天，那个小山坡就被炸弹夷为平地。

　　这个故事让李希光很激动，他对岛津说：“你从前线飞到清华 来吧，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岛津真的从巴基斯坦买到了一张机票直奔北京，饥肠辘辘的岛津在清华与李希光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辩论。学生们说，这样的教学案例在中国的课堂太少见，只有李教授才敢想。

　　2002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实现自己评课。李希光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和“国际传播”被评为第3名和第6名。

　　清华校领导颁奖那天晚上，他捧着两块奖牌回家，不由流露出欣喜之情：“这是我的最高荣誉，这就是我的诺贝尔奖！”

　　中国形象被美国“妖魔化”有其根本政治原因

　　1996年11月，一本继《中国可以说不》后在中美两国知识界引起震荡的时评专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北京悄然问世，该书以鲜明的立场、客观冷静的姿态，分析了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妖魔化”歪曲的来龙去脉，其尖锐的思想交锋所引起的中美冲击波一直蔓延至今，势头不减。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在该书出版不久便提醒人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赶在今年底问世，呼应‘说不’系列……这本书可能成为今年最后一本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对峙的可圈可点的力作。”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由8位留美或有旅美背景的学者共同完成。李希光便是其中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为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传媒恶意挞伐的焦点人物，还被一些人不怀好意地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显然与作者李希光的初衷大相径庭。

　　李希光曾这样表述他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于私是为消解胸中 对美国媒体不公正报道积压数年的宿怨，于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借以引起双方重视，以稳固中美关系。”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凝聚了李希光在美生活和工作时的思考。

　　1995年，李希光来到美国《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虽然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看到了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夏天，李希光来华盛顿工作刚1个月，《华盛顿邮报》系统的亚洲事务负责人阿丽丝女士邀他到希尔顿饭店吃午饭。

　　阿丽丝如此热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听听他1个月来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新闻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采访吗？”阿丽丝女士问。

　　“我很高兴通过各种机会同美国新闻界同行交流。但问题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国同行的采访，而是你们敢不敢刊登我的专访和我的谈话。”李希光说。

　　“我们倡导的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我们不敢刊登的东西。”阿丽丝女士态度很坚决。

　　采访开始了。李希光对着录音机侃侃而谈。他首先肯定了他的美国同行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阿丽丝似乎有些不满足，她说她想听听一个中国记者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

　　“妖魔化。”李希光几乎脱口而出。

　　阿丽丝脸上露上惊奇和兴奋的神情。她认真听完了李希光的讲演式的谈话，表示马上就把这篇专访整理出来发表，并让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待摄影记者来为他拍照。

　　然而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摄影记者来找他，阿丽丝的那篇采访自然也没了下文。直到李希光回国前夕，在他的欢送宴会上阿丽丝女士才告诉他，美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你在采访中讲的多半是批评美国新闻界的话，而且你讲的那些事实又是那样容易打动读者，如果他们发表了你的采访，不等于让他们自己下不来台吗？如果他们能够用事实轻而易举地把你的妖魔化理论驳倒，他们也许会发表你的专访，然后紧接着发表驳斥你的文章，把你当成活靶子批判。”

　　这让李希光非常气愤。更让他气愤的是，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另外9位获“阿尔福莱德新闻奖”的外国记者被邀请听一堂有关维护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权益的课。在会议室里，委员会主任威廉姆·奥姆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印有世界地图的该委员会的手册。李希光捧着这个手册，在地图上找中国，却发现地图上中国版图的西藏部分被绘图者野蛮地挖去，剩下的是一幅残缺不全、无法辨认的中国地图。

　　几天后，李希光去看望在宾州大学任教的老同学刘康，谈到这件事时仍难以释怀。刘康对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做法深有同感。交谈中，两人都表达了对处于低谷期的中美关系的忧虑，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美国新闻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决定把美国主流传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为一个选题好好研究。

　　刘康在美国任教10多年了，当时他正在做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李希光的到来增强了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信心。

　　李希光在宾州大学除了与刘康进行交谈，还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讲他考察丝绸之路和尼雅古国的经历，第二次讲他在《华盛顿邮报》亲身所见所闻的美国媒体颠倒黑白、无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国的事实。李希光的讲演生动活泼，又直率真诚，受到了宾州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两次讲演中，刘康和李希光都看到，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感到民众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宣传的不满。

　　这种主流民意与主流媒体的反差刺激了李希光和刘康的陈说欲望。于是他们多次在一起进行深入长谈。刘康就他在美国大学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他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则以一个资深记者的独特眼光，分析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核心，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形式等等。李希光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1996年，李希光回到国内，很快把他们在宾州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以《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留美学者的对话》等题目，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后来《中华英才》杂志也刊登了相关报道，并被《报刊文摘》转载，在百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而就在李希光们对美国及西方媒体进行揭露和分析的同时，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行动有增无减——

　　1995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年终稿，配发了一幅中国人练太极拳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

　　1996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要不要怕中国？》的文章。文章断言说：“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文章题头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是一双巨大的筷子挟着几面美国国旗，好像中国将要瓜分美国。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及其它中亚国家的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大骂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北京，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极为恶毒的词语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心正在形 成。”

　　1996年7月19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NBC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故意损害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

　　由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中国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时评图书走上书架。

　　这年夏天，刘康回到北京。他与李希光见面后开始策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写作。

　　鉴于当时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许多有关中美话题的情绪激昂的时评类图书，李希光和刘康都觉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时评类图书，应以更客观更冷静的姿态来进行写作。用刘康的话说，就是“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得太高，诱发新的中美对抗”，以免一些心怀鬼胎者“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确定了议题后，李希光陪着刘康来到峨嵋山，在漫长的旅途中，形成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基本框架。后来他们决定邀请曾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新华社记者熊蕾、韩松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朱伟一参与写作。刘康回到美国后又邀请了3位在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加盟。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参与写作的8位学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这年年底《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终于付梓印行，首版4万册一月内销售一空，成为1996年最突出的出版事件之一。

　　李希光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使他找到了西方“妖魔化”理论的根子，那就是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李希光曾对中国传媒分析说：“亨廷顿教授把这个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是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对方也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目标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作为妖魔化别人的一方也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也在所不惜，就是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

　　西方媒体的记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中国的热销十分恼火和恐惧，《纽约时报》等大报想方设法封锁这本书的出版消息。美联社和NBC等更把该书视为洪水猛兽，极尽一切之能事对其进行彻底抵制。但该书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到美国等地，从而形成巨大冲击波。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对书中讲述的关于他的事情暴跳如雷，痛骂“这是一本烂书”，并在多个场合对李希光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消除该书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邰培德还在《亚洲周刊》上散布谣言：“即使《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没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作者们应该也有领会官方的意图。”当李希光提出要与邰培德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频道公开辩论时，邰培德却装聋作哑。

　　就在西方媒体对该书大加封杀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却以从未有过的冷静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开始了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反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1997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版的“图书世界”副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发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的3000多字的书评，指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应该严肃对待。”

　　曾经与他人合作写作康生传记《龙的魔爪》而在西方汉学界出名的拜伦先生，于1997年夏天在《华盛顿邮报》读书版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了一整版的书评。他在《体会言外之意》一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 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化（de-demonizing）。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在他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决定顶着巨大的压力到中国来，以化解令人尴尬的中美关系。他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一个“解妖魔化行动”。

　　显然，克林顿的访华是成功的，至少这位总统在北京停留的前后，美国媒体已悄悄开始较为客观地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他们开始介绍中国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自由的生活方式、乡村的民主选举、知识分子的备受尊重，以及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组封面文章，总标题是《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称“《中国有多坏？》这个命题是美国媒体的自我觉醒，是对美国国会、传媒和学术界某些人士长期以来把中国当成敌人来描绘的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开始动摇了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因受媒体蒙蔽而产生的对中国社会暗无天日的想像。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李希光和他的同仁们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事。从此李希光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高层有关部门找来他的全部著作反复研究，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向他表示了敬意，在国人的眼中，他成了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李希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提倡“网络实名”，引发全面争论

　　李希光曾说，辩论就是交锋，没有交锋就没有思想交流。1998年，李希光在北京大学舌战美国CNN、《时代》《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轰动一时，1999年，他又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舌战普林斯顿和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接着又在美国一家电视台舌战哈佛“中国通”费正清。无论是在什么场合的争辩，李希光都表现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胸怀。

　　正因为李希光善于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锋芒毕露，他成了饱受争议的中国学者之一。

　　2002年4月29日，李希光接受了广州电视台《都市在线》栏目访谈，在谈及新闻改革时，他发表了如下一些观点：

　　“网络本身应该和传统媒体一样，受到严格的版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网上任何人写东西要负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是网上，你可以发匿名的东西，你就随便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责任的。由于网上传播甚至可能比印刷媒体传播还要快，还要广，它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是不可弥补的。因为大家上一个网页，可能这个网页一辈子就上一次，即使你在这个网页进行更正了，但是读者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国家的人大立法机构对网上的名誉侵害应该给以严惩。同时我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包括传统媒体，应该提倡用真名，不用笔名发表文章。这是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时代，利用假名发表东西是对公众的不负责。”

　　李希光的这个谈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没想到1年后，网上议论骤起，各种评说不绝于耳，李希光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靶子，最后演变成轰动一时的“李希光事件”。

　　大多数的批评朝着李希光的“软肋”而来——李希光倡导的网络“实名制”侵犯了人们说话、撰文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有人认为，李希光“简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行“法律拿破仑主义”，患上了“立法依赖症”，受到了急于求成和天真心理的支配，过分相信法律的威力，因而常常以良好的意愿取代理性、细致和科学的分析。

　　有个网友这样说：“李先生在国内国际媒体交流方面是有一定 地位的，这个不可否认，比如CNN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首选的媒体方面的中国专家就是他，他会持自由派观点，但奇怪的是，他在国内的发言，却是那么反西方，那么莫名其妙。”

　　还有人这样质问李希光：就像现实中人们说话一样，那些喜欢在街头评论几句的，只能说明他对某一件事情的关心；但如果他还没说话，你就让他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你觉得这个人会如何感受呢？

　　互联网上引发的激烈议论可能连李希光本人也没想到。作为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多年来就十分关注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言论发表者的透明问题。他曾这样表达他对网络中“无序”状态的担扰：“网络是这样的，比如说，他的真名从来不暴露，是男是女不知道，中国人美国人也不知道，一个人还是100个人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光天化日地站在角斗场里，我是实名制的人。匿名的人呢？周围你看不见任何敌人，他们可以从各处向你发来暗箭。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国内有两种原因不署真名，一个是传统观念害怕受惩罚，另一个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编造谎言或者正在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我们讲新闻自由有一个原理：你有言论自由，但不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喊失火，（这样）很多人会被踩死，是要制造社会恐慌和混乱的。”

　　应该说，这是李希光提出“网络实名”的最基本的动机，他是持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加强网络管理。这个观念与人大会议“加强信息安全和遏制网络犯罪”的提案和议案不谋而合。

　　李希光提倡“网络实名”还体现了对受众负责的良苦用心：“因为你用真名，你说你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时候你写清华大学怎么怎么好，大家知道因为你是清华的。如果我用了假名，我不说明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讲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怎么好，大家会讲可能很好，公众就这样认为。事实上这个作者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教授，这就不公正，这就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

　　而访谈之所以引起哗然，似乎与李希光当时的表达或记录有关。他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人大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这个准确的表达我们可以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找到。

　　其实在这场“网络实名”风波中，了解李希光的人还是对他的担忧表示了理解。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对于李希光所担心的侵权问题表示理解。他承认网络言论更容易产生对人的侵害，应该引起注意。但是否一定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规定必须使用真名，否则就是违法，这很难说。对于网络的法律管理，把握好两个原则即可：一不危害国家安全，二不构成侵权。他认为，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著作权问题和侵权问题是不同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必然结 论：用真名就不会侵权，用假名必然侵权。署名本身并不能表明必然恶意或者必然善意。

　　国内知名中文论坛凯迪网络总编牧沐认为，网络发言者实行实名制登录，的确有助于维护网络互动区域的秩序，那些动辄换一个ID（网名）上来信口开河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不实信息将被有效遏制。互联网这个舆论平台的公信力也将大为提高。但应该看到，采用实名披露某些敏感的人和事，给发言人带来的风险很大，强硬地规定公开发布信息者必须采取实名，必将影响这个相对还比较脆弱的网络传播渠道。

　　在这场“网络实名”风波中，李希光表现得很冷静，并没有迎头痛击，因为他知道，对于这样敏感的问题，如果火上浇油未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他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网络的规范化管理，以免这个现代的通讯线路被人利用，导致社会诚实的丧失。

　　“李希光事件”引起的争议让人想起多年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引发的全球大讨论。

　　1997年3月2日，“美国之音”组织了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几位学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展开了大批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在节目中对书的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并拼命为美国媒体辩护。林培瑞说：“这本书指责美国人的白人至上。这不能说是美国高人一等，这是美国人的特性决定的。这本书还指责美国的媒体都是有计划地反华，这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那些文章是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要采写的。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只要有人带头写，美国的其他记者就跟着写。我们美国报纸根本就不反华，报纸给谁办的就得为谁说话。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的作者完全是为了拿稿费才去写这本书。”3月4日，“美国之音”再次组织了六七个人对这书本进行批判。

　　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首先是对李希光“妖魔化”一词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李希光关于“妖魔化”的定义，在学术上是个彻底的“伪概念”，因为它违背了传播学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被李希光界定的这个概念，如果拿到任何一个传播学系的课堂上去，老师只能给零分。在清华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妖魔化”的讨论会上，李希光对“妖魔化”的概念作了较清晰的定义：妖魔化的报道不是指天灾人祸式的及一般性的批评报道，而是指那些令人读后对中国（包括国家、民族和社会）产生厌恶、憎恨或仇视态度的报道。

　　“妖魔化”的争议尚未平息，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李希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结”。身在国内的李希光当然首当其冲地遭到舆论的围攻。

　　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兴起的，一开始的表现是与反对西方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许纪霖教授曾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反西方主义归纳为“三波发展”：第一波是90年代初何新的种种反西方言论；第二波是1994年后， 在知识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第三波则以张 藏藏、宋强等人所著《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中国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反西方理论或学说都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民族主义”真正谋求到“独立的话语权力”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它的力量则应以《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为一个象征性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好“顺应”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潮流，似乎是对号入座地进入了“民族主义者”阵营。一时间，李希光成了一块无比醒目的“靶子”。李希光不无遗憾地说，“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李希光坚持认为，他没有看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上升，而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景象：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在消失和被遗忘。先秦儒家利义观是见利思义，以义节利，反对见利忘义，现在还是应当提倡，讲王道，不要霸道，为官要公忠体国，个人道德是见义勇为，商人要童叟无欺。这些民族精神不仅要发扬，而且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扬到更高的境界。他说，如果把强调社会安定、西藏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视为上升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这些反“民族主义”的人本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己正是“民族主义”的代表。

　　在有关“民族主义”在中国饱受争议的时候，不少清醒的学者都认为，《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作品似乎不应仅仅看作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立场在知识界的产生，同时还应当将其视为普通民众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在公共话语领域的表达。

　　美国新闻媒体不真实背后的利益因素

　　2002年4月，在李希光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惹出“李希光事件”的前一个星期，一个高品格的学术峰会——“21世纪新闻教育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密苏里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新闻院系负责人，以及中国部分新闻媒体的负责人50余人与会研讨。李希光在峰会上就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如果不加速新闻改革，按新闻规律办事，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议程。他还向与会者赠送了自己的新著《新闻学核心》。在该书的封底上，人们看到作者的这样一段话：“真正的新闻学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无冕之王’，他们通过挖掘真相，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尽管“李希光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但作为一个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多年的新闻记者、一个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停止改革中国媒体现状的呼吁。有人说，作为学者，李希光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总是握着手术刀，似乎随时为中国媒体“动手术”。李希光曾说，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媒体存在的目的是报道新闻，而报道新闻的目的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保护强势，让强势的声音被听到。强势集团没有民主制度也会发出声音，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关键是让弱势者发出声音。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与会的中美两国传媒界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对媒体的日益商业化、集团化、垄断化和并购热感到担忧，认为这将会影响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损害公众利益。

　　李希光知道，作为一个商业化十足的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世界范围内似乎都不愿意刊载或广播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比如，中美撞机后，美国媒体一定要大量刊播美国全国人民拥军拥属的画面和歌颂美国飞行员“英雄”事迹的报道。如果媒体报道指责美国间谍飞机来中国侦察飞行或播放中国飞行员王伟及其家属的画面或报道王伟英雄事迹，就会遭到美国公众的痛骂，广告商就会退订。同样，在中国，媒体经常刊播大量的揭露贪官污吏的报道和各种有钱人和新贵们追求时尚的信息，因为这满足了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广大读者和网民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不喜欢阅读那些反映社会失败者的新闻，认为这类新闻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相干。

　　李希光早年参加一个在北京召开的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 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但是至于各个报纸报道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无奈地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摆在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边，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就这样，公众的知情权与媒体的广告和利润之间发生了冲突。

　　李希光看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电视台为了留住受众，办了很多的脱口秀节目，把新闻当成娱乐节目来讲述，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受众难辨真伪。这样商业化了的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的胃口，传统的公共精神新闻学正在让位于金钱驱动的商业化了的新闻学。

　　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李希光认为，培养更多的高度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当务之急。以一种新的思维教育新闻记者，使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能坚持新闻的公正性，维护公众利益，恪守新闻道德。2003年初，李希光在新浪网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我们的报道应该围绕和公众相关的重大事件，而且报道这些事件的时候，必须多信源地进行。新闻最终要由老百姓自己根据媒体提供的平衡的新闻事实作出理性的判断。新闻媒体仅仅是提供新闻事实。如果一张8版的报纸，7版是言论，只留下1版是新闻报道，那就很不好。李希光说，如果我要办一张报纸，第1版是要闻，第2版是言论和读者来信。如果我有20个版面，言论最多占两版，我要让公众自己根据新闻版面提供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现在国内的媒体是越来越多地发表个人意见，而不是报道事实。个人意见更多的是偏见，常常会误导公众。记者是提供新闻事实，不应该作出新闻的评判。如果记者成为新闻事件的裁判，其结果，就造成谁掌握媒体、谁拥有媒体，谁就操纵了公众的大脑。

　　在李希光眼中，中国媒体的新闻写作有两个主要弊端，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记者的意见，第二是充满了套话、空话、行话，甚至废话。

　　李希光所指出的中国媒体的诸多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弊端，正是中国高层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正如李希光所说：“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国际，而是来自国内。”可以肯定的是，李希光的对新闻工作的思考更使中国高层深深感到改革的迫切性。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新一轮新闻媒体的改革已经初见端倪。李希光显然充当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他告诉人们，清华的国际传播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使世界人民在全球的传播时代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并为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心声和立场找到一种传播模式。

　　我们看到，江泽民同志已经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民主政治。而政治改革的前提是新闻改革，这意味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模式将在中国出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不敢“妖魔化”美国？

　　李希光

　　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以及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落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会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增强国家的自信和自豪感；二、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使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 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现在是囚犯，难道不是吗？”

　　“你们要扣这些美国人多久？难道一直要等美国以某种方式道歉为止？”

　　“美国已经说了，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表示遗憾。难道这对你们还不够吗？”

　　“你难道不理解美国人民对违抗飞行员的意愿扣留他们的关注吗？”

　　“你难道不关心今天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如果中国不释放美国人，美国国会和其他各界将立法限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Jim Lehrer 之所以像警察审判小偷那样采访中国大使，正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有“妖魔”这样的阴影。Netscape在网上问：“美国该不该向中国道歉？”参加调查的网民有69％说“No”。如果美国在日本家门口撞死日本飞行员，美国会对日本说不吗？

　　有人不相信媒体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1989年，美国四大广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钟的中国报道（1988年只有64分钟的中国报道），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1999年，美国所有大报的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使尚幕杰被中国学生围困在使馆的照片，同时，大肆炒作李文和事件，结果，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由于美国主导、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中国总是希望改变其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这很难实现。中国要改变形象，首先要改变美国媒体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法轮功、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故事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