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豪———金庸

　　主持正义，被学校勒令退学。一心想当外交官，却受家庭出身牵连，没有结果;身无分文闯香港，进入《大公报》当编辑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记录着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而查家最有名的先祖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查慎行的二弟嗣僳、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绚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据说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教育，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与金庸的父亲查枢卿结为夫妇。查枢卿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他的家乡袁花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

　　抗日战争后期，金庸考入当时设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外交系的学生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金庸正是冲着这一点来读这所学校的。金庸的学习成绩不错。当时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很有影响力，金庸最喜欢每两周一期的“国际述评”专栏，专栏作者用的是笔名，金庸通过打听，得知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当时的著名政论家乔冠华。没想到，十多年后，金庸居然和乔冠华扯上了关系。

　　当时金庸只想把书念好，将来好当外交官。但在外交系才念了一年书，被校方“勒令退学”。原因是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霸道，当众殴打几名有共产党员秘密身份的学生领袖。金庸当然不知这几名学生领袖的真实身份，于是向学校告状，并与分管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十分恶劣”。这下倒霉了，“外交官之路”突然中断。好在金庸有个表兄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名叫蒋复璁（此人后来到台北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通过这层关系，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谋到一个饭碗。

　　这是金庸走向社会的第一份职业。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起回到故乡，不久来到杭州，在当地的《东南日报》当记者。大约干了不到一年时间，金庸辞职转往上海，通过堂兄的关系（堂兄名叫查良鉴，当时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直到今天，金庸填写个人履历表，“学历”一栏都是东吴大学。毕业之前，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公开招聘3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有3000多人。经过激烈竞争，最终金庸得以录用，成为兼职编辑。1947年年底，《大公报》经理胡政之组织了一个年轻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谋求异地发展。

　　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当时金庸才24岁。金庸接到调派通知异常兴奋，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钱也没带。这样连下飞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头大汗。正巧，坐在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后马上借给他10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

　　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赤手空拳赴香港，后来创下庞大的基业，应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和在上海《大公报》一样，金庸在香港《大公报》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在金庸到香港的一年中，大陆易主，共产党已坐稳江山。《大公报》眼见大势已定，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向新政权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改换门庭的社会评论《和平无望》，以此为标志，香港《大公报》变成“左派”报纸。在《大公报》这种政治环境中生活和工作，金庸不可能不受到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他也要积极向“左”靠拢。1949年11月9日，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派员到香港，想接管上述资产。金庸立即写了一篇长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此后，金庸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金庸这些文章得到了一个名叫梅汝敖的名人赏识。此人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他在东京读到金庸的文章。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见金庸，发现金庸如此年轻，赞叹不已，称其前程不可限量。梅汝敖原为国民党要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外交部将其聘为顾问。从东京到北京后，梅汝敖身边缺少人手，马上想起金庸，立即给金庸拍了一个电报，要他到北京外交部来工作。

　　金庸自然是十分高兴，决定马上动身。到北京后，金庸先见过梅汝敖，交谈中金庸听出似乎有些什么问题。原来，梅汝敖供职的部门是外交学会，这只是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组织，而金庸所想的却是进外交部，当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两者有很大距离。显然，金庸不想到外交学会做事。但是既然来了，就想再找找关系。

　　他拜见的人物是乔冠华。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在外交部颇有实权。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期。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出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在香港期间，尤其是《大公报》向“左”转后，乔冠华每周都与《大公报》的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几乎每次座谈会，金庸都能与乔冠华碰面。因此算得上老熟人。

　　乔冠华对金庸的到来表示欢迎，但也坦诚相告，国家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按金庸的情况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这里所说的情况，是指金庸接受过国民党的专门教育，特别是他家庭的“严重情况”。金庸所接受的国民党的专门教育，显然是指重庆陪都时期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而他家庭的“严重情况”又是指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金庸这次找到乔冠华想进外交部，不知其父是否已被处决，但是在香港做过特殊工作的乔冠华，对金庸的家庭成分一定心中有数。当时的政策是“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金庸在乔冠华眼里充其量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金庸垂头丧气之时，乔冠华还是给这个一心想当外交官的热血青年指明了出路。首先是要求他进入人民大学接受“脱胎换骨”的教育，并且凭着自己的现实表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外交部工作。一瓢冷水劈头浇下。这是毫无把握的事情啊!金庸顿时透心冰凉。

　　多年以后，金庸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敢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做出贡献来表现自己……”30多年之后，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并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小平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次接见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金庸未能当成外交官，却成就了一个“金大侠”。香港回归之前，金庸作为筹委会的委员之一，到北京起草香港基本法，当时，外交部也有人当筹委会委员，调协司的司长邵天生就半开玩笑地对金庸说:“查先生，幸亏当年你没来，如果进了外交部，第一，凭家庭出身不好这一条，‘反右’这关你肯定过不了;第二，哪怕过了第一关，‘文化大革命’你也一定会遭殃。”

　　这次天真地北上求职，差点儿丢掉原来的饭碗———《大公报》的个别负责人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的小编辑。

　　那时的《大公报》，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汇报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报》，传说那里抓得更紧。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