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王度庐在中学教书，从此封笔。“文化大革命”中开会批判他的作品，念到精彩处，大家居然都笑了起来

　　青岛解放前夕，有一天，我们忽然收到了王度庐弟弟葆瑞的来信。那信是由别人辗转捎来的，大意是说:“我在外面买卖很好，我们不久即可团聚，望你们放心。”信很短，对我们来说却是莫大的喜讯，因为我们明白信中的真实含义是，多年的内战快要结束了。

　　1949年初秋，王度庐一个人先去了东北，因为那时他的弟弟已在大连工作。第二年年初，我便带着两个大孩子也到了大连。当时我们最小的孩子尚不足一岁，我怕带着他无法工作，便把他留在了青岛的小妹家里，直到1954年才将他接回。王度庐到大连后不久便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在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工作，后来调任旅大师范专科学校。1953年的夏天，我们又一起调入沈阳的辽宁省实验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退休。

　　解放后，王度庐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那时他已40岁了，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努力地学习新东西，努力地适应新工作。为了让我也能参加工作，他甚至开始尽力地分担些家务。虽然他参加革命工作后用的还是王度庐这个名字，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完全改变了，他的作品也渐渐地从书店里消失了，因而人们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他曾写过小说。王度庐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徐斯年在《王度庐评传》中写道: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学生，对这位教高中的王老师大多怀有“敬畏”心理。“敬”，是因为听说王老师很有学问，不仅课讲得好，而且还是“老师的老师”，也就是语文组其他老师的“顾问”。“畏”，是因为王老师沉默寡言，看起来非常严肃。经常出入语文组办公室的课代表、学习委员们，每次进去，多要或者偷偷地、或者专注地看看这位老师，然而即使他们，也很少听到过王老师开口;他总是端坐在办公桌前，手里夹着青气袅袅的香烟，不是批改作文，就是专心看书。所以，王老师与初中部多数学生的关系，可用一句成语来形容:“桃李不言，不自成蹊。”

　　当时实验中学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共有几十个兴趣小组……文学爱好者的活动小组，名称颇有来历，叫做“文学研究会”;参加这个小组活动的初中学生，便有幸聆听王老师的讲座了。据说，他操一口纯正、漂亮的京腔，讲的是小说史，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讲到《红楼梦》，讲授方法和辽宁大学中文系那些来开讲座的教授差不多，令这些听惯“课文分析”的小文学爱好者眼界大开。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初中同学来说，“桃李”又并非“无言”;至于直接领受过王老师教诲的高中同学，得益当然更多。

　　王度庐的古文教学，当时在实验中学号称一绝，学生来请教他，他不用看书，只要学生读出课文标题、作者和疑难字句的上下文，他就可以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学课本所选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来，因而许多人称他为活字典。但是，学生们也绝对没有想到，王老师居然曾是一位多产作家。

　　学生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常常备课到深夜。一天晚饭后，有位以前在旅大师专时的同事来看他，这是位教文艺理论的青年教师，已调到沈阳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我正准备到学校去检查学生晚自习的情况，和客人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那位同事次日就被逮捕了，罪名是与“胡风集团”有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被停职反省了。学校领导问我:“他们那天晚上究竟谈了些什么?”我只能如实回答，当时我并不在场。当然，这只能使人更加疑惑。

　　短短十来天中，原本十分熟稔的同事，突然都变得生疏起来了。幸亏不久便查明，那位青年朋友与“集团”并没有什么联系，于是，王度庐也就没有什么事了，又可以去上课了。其实这件事在那个年代也不算什么大事，事情弄明白了，也就算了，但他是个很敏感、很内向的人，此后，他便很少与人往来。每年春节，学校领导都要到教师家中看看，许多教师也都主动尾随着到各家走走，相互拜拜年，他也从不参与。

　　1958年“大跃进”时，有一阵到处都搞“赛诗会”，很是狂热。那时候学校里人人都写诗，会写的就诌，不会写的就抄，内容无非是给“大跃进”唱唱赞歌，说些不着边际的豪言壮语。可是，他却没“交过卷”。有人问他:“您是语言老师，怎么不写呢?”他说:“这样的诗，我可以写一百首。”于是他洋洋洒洒，若干篇“诗歌”一挥而就，他写了些什么，我也没看。那时，我们的女儿已经在初中读书，她看过那些诗，说写得非常“打油”，很不认真。

　　其实，王度庐并不是个只会闭门读书的人。他很关心国内外大事，长年订阅多种报纸杂志;他爱看各种戏剧，高兴时自己也哼唱几句;第26届“世乒赛”时，他甚至能和孩子一起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国队的比赛实况……王度庐在1956年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又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虽然他不大会做社会工作，却觉得这是对社会应尽的庄重义务，因而他认真地去参加有关会议，回来后认真地传达会议精神，有时还要到选区去给居民们宣讲。有一次他去市里开会，回来时天黑路滑，不慎在雪地上跌了一跤，右上臂骨折。我闻讯赶到医院，他的第一句话竟是:“胳膊摔坏了，以后怎么在黑板上写字呢?”他所最为念念不忘的，毕竟还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的胳膊真的抬不起来了，于是他就在家里坚持练习上举，以后竟没有影响他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度庐先是“靠边站”，接着就进了有问题的人的“学习班”，不准参加革命群众的一切活动。但是，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如他自己所说，“早就交代过了”，包括写小说的经历;平时，他谨言慎行，也没什么“辫子”好抓;他人缘又好，也没有什么人非要抓他的“辫子”不可。当然，批评王度庐的大字报也有几张，内容无非是他不吃高粱米饭（因为他胃病颇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被称为“活字典”是“资产阶级权威”之类，没有什么可“上纲上线”的，难以“戴帽定性”。于是，他反倒偷得清静，整天在家待着，倒像是放了假一样。

　　当然，他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写那些小说了。后来轮到要“解放”他了，就必须做一次“结案”性的批判。王度庐的批判会范围很小，参加者也有不少是语文组的同事。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小巷娇梅》（《古城新月》的分册），读一段，“批”一段;读到精彩之处，“批”者笑了，听者笑了，王度庐也不由得笑了。这当然要招来“申斥”。他们又找来两张旧照片，“批”道:“解放前，你们的生活多奢侈!你看，你穿的是毛料子，你爱人还穿裙子!”其实，那照片是解放后在大连拍的，他穿的是他弟弟给他的旧呢子干部服，我穿的是旅大行政公署发的女干部制服。但是他并不做辩解。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他只说不想解释。事后想来，那些教师对他的“批判”，显然只是为了“走过场”。

　　1970年春，我被下放到农村，当时称为“走五七道路”。这时王度庐已奉命退休，我们的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于是他不得不作为我的“家属”，跟着下乡。一经决定，我便马上交待了自己的工作，交还了属于公家的家具，我们带上自己的箱笼行李，以垂老之年，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沈阳。我们的儿子后来回忆道:

　　……那时我正在“接受再教育”，得知后立即赶回家。我送他们去农村时，年迈的父母坐在卡车顶上，一路颠簸。爸爸当时身体就很不好，加上这一折腾，半路下车解手时，站了半天也解不出来。妈妈晕车，走一路吐一路。那情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止不住要流泪。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小山村，借住在人家的半间屋里。因为我还是在职人员，所以每天要参加劳动，而他在家里却连饭也做不熟，其狼狈情况，不必细说。当地农民背地里也有议论:“都这么老了还走‘五七’，肯定是‘走资派’!”

　　虽然生活上有很多困难，但是在那里我们并没有受到歧视，淳朴的农民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山野的景色也使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闹。女儿那时在外地工作，她得知我们下乡了，很着急，不久便请假找来了。她后来回忆道:……我还没走到家，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坐在一棵繁茂的大树下，背景是荒凉的小山丘和瓦蓝的天，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了。父亲永远是那么心平气和，不知是怎么修炼的。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女儿回去，女儿大哭大闹，不肯睡觉，我很烦，父亲却说:“世界多美好啊，她是舍不得去睡呀。”

　　1974年，儿子在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留校。那时，走“五七”的人已陆续回城，而我则被动员退休了。我们获准落户铁岭（沈阳农学院农学系当时在铁岭），与儿子住到了一起。这时，王度庐已经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病程是缓慢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又是无能为力的!两年之后，他的生命历程走到了尽头。

　　1977年2月12日，这天正是旧历年末。儿子工作的学校已放了寒假，晚上，他去办公室值夜班，女儿也远在几千里外。我们住在一间很小的宿舍里，暖气不热，电灯不亮，风吹得屋外树枝簌簌作响，偶然还能听得到几声犬吠。王度庐病已重危，该说的话早已说完，他静静地合上双眼去了。我不愿惊动他，也不想叫别人，就坐在床前陪伴着他，送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遵从他的遗嘱，我没有通知很多人，也没有举行一切世俗的仪式。没有哀乐，没有纸花，就由儿子和几位热心的青年同事，用担架把他抬到了离我家很近的火葬场。

　　王度庐就这样静悄悄地逝去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永远地留了下来，这是他馈赠给后来者的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