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所收集的一些爱情诗就想让欧洲读者准确了解当时美国人眼中对沃尔特·惠特曼的厌恶和反感是很困难的。这些遭社会排斥的诗歌数量还不到他整个作品的百分之五。我惟一可持的异议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那里，爱情和性欲所占的比重要远远高出这一比例。而且，在这些诗歌里，他还是用一种极为克制的方式来表达人的这种欲望的。《草叶集》中没有任何有关的描写能与《雅歌》中的某些段落相比。

　　那时，人们都认为沃尔特·惠特曼生活极其随便，还谣传说他有半打私生子，更是个低级趣味的人。净是些夸大其词的无稽之谈，糟糕透顶，还不如怪罪佩因酗酒的那些话好听呢。不管怎样，霍勒斯·特劳贝尔后来跟我说，惠特曼的生活非常纯洁，他写给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那封信可以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同性恋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在美国敢于直言情爱之快乐的人，惠特曼如是跟我们说。爱默生曾花了整个一下午的时间努力劝说他不要发表那些爱情诗。幸运的是，他的那些理由更坚定了惠特曼发表这些诗的决心。其后果是一连串的，很显然惠特曼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大胆将要给自己造成多大的痛苦，也没料到自己的名声会因此受到怎样的伤害。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自己的诗里加进了几百个粗俗的用词，而这是为了表示他对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的不屑。爱默生谴责拉伯雷，把他说得像个小流氓似的，在墙上偷偷摸摸写些下流话而后逃跑了，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后人又将做怎样的评价呢？爱默生对莎士比亚也很不以为然，说他只是个淫秽作家，而这位天才人物却是个他将为之喝彩的“大师”，可惜他“慧眼”没能识英雄。对此我们又怎么想呢？

　　史密斯的身体状况看来已完全好转了，于是我跟他说我要立即回劳伦斯去，是医生的儿子汤普森在那儿帮我料理一切，通知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史密斯因为自己总无法替佩因洗刷冤雪而甚感失望，所以对我的意见也没做什么强烈反映。我正准备上路，却收到了威利的来信，信中说大哥弗农因自杀未遂，住在纽约一家医院里，要我最好去看他。

　　我去了。大夫说弗农打了自己一枪，子弹打中了颌骨，绕过头部，从左耳下方穿了出来，“他就晕过去了。现在他要是想出院就可以出院了。”很快我就见到了他。他说：“亲爱的乔，我依然一事无成，连想自杀都没能成功。”

　　我跟他说我改叫弗兰克了，他很可爱地笑着接受了。我尽力去安慰他，给他找了住处和工作，半个月后，我就可以放心地让他一个人呆着了。这期间他表达了曾向父亲索要了很多钱财的悔恨之意：“那是你和妮塔的钱。但他为什么要给我呢？几年前他完全可以拒绝我，不让我夺走的。但是，在钱上我纯粹是个混蛋，以后也是，像个快乐而贫穷的流浪汉。”

　　在这十五天里我看出了弗农徒有绅士的外表，而本质上与威利一样自私，但还远不如威利那样能干。我在年少时觉得他有教养，对他很尊敬，其实是高估了他的才能。与史密斯那真正的贵族气质、修养和理想主义相比，弗农只是会做表面文章：除了举止得体、温文尔雅外，一无所有。

　　离开弗农后我又去了一趟费城，只为再与史密斯见一次面，向他再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再跟他说说这几天与弗农的相处让我更深切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离别前的那个晚上令人难忘：他第一次建议我去欧洲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再去教育和指引人们。我反驳说我的记忆力没有说的那么好。他坚持要我去，还说我这是在贬低自己，我只好笑笑。然而他的话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并在后来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回到劳伦斯后，我把办公室的沙发当床，把埃尔德雷奇饭店当食堂，便一头扎进法律的研究中去了。不久我就有了几个客户，但大多数都是比较棘手的案子，是巴克和史蒂芬法官给我揽的。他们喜欢让新手多锻炼锻炼。

　　我每月花几个美元请一个老妇人给我打扫办公室，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就住在大楼的顶层。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哀叹与呻吟声惊醒了，她不停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了解到她顶多只是消化不良，可就像有些人那样，一点儿疼痛就把她吓个半死。我用自己的方法给她治疗，直到她完全没事睡着了才走开。第二天，她逢人就说我救了她的命，她永生难忘。我觉得挺好玩的，过后便没再放在心上。

　　每天下午我都去一趟自由大楼，看看都有些什么事，而事实上我把绝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威尔·汤普森去做了。一天，知道布雷特·哈特要来这儿做关于小说《一八四九年的取金羊毛者》的讲座，我很高兴。我曾在马萨诸塞街的跛脚书商克鲁那儿弄到了他的几本书，并都仔细拜读过了。他的诗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我想顶多也不过是其诗体比较美罢了。但他的《普克·弗拉特的遗弃者》及其它一些故事在我看来却几乎都是些代表作，尽管它们都略带传奇色彩，且情节性较强。

　　一天我正独自呆在自由大楼那间我租的办公室里，罗斯走了进来。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又见到她我非常开心。她是来拿哈特讲座的门票的。我对她说：

　　“我不知道你也这么爱好文学。”

　　她笑着调侃道：

　　“怎么能不经常到史密斯教授和……您这儿来多走动走动呢？”

　　我给了她票，并邀请她第二天陪我坐马车出去散散步。我能感觉到罗斯对我有爱慕之心，奇怪的是她不愿轻易失身。对此我不太适应。

　　她同意吻我，但却说她一点也没有快感。她说：

　　“所有男人都一样，真恶心。他们吻你，总想碰你，抚摸你，还发誓说他们爱你。但他们只爱肉体的享乐。我不要他们亲我。”

　　“嘿！罗斯，别对男人要求太高了。他们只是跟女孩子不一样，就这么回事。”

　　“怎么不一样？”

　　“男人首先会有性欲，想去拥抱和抚摸女人。但这是受真情支配的，真情有时会使他兴奋激动，充满柔情蜜意。相反，女人是从爱慕依恋对方开始，然后才学会去品味亲吻和感受抚摸。”

　　她想了想说：

　　“也许是这样的。我想我明白了。无论如何，相信总比做要好办。”

　　她的话出人意料地坦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接着说：

　　“我们男人总是如狼似虎地扑向身边的女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挑选和喜欢那些最漂亮最有味道的女人。”

　　她不停地说：“我懂，我懂。”

　　我接着话茬说她是多么漂亮和可爱，我从第一眼看见她起就喜欢她了，我希望她能对我好点，对我温柔、深情点……她好像很高兴听我这样说，以后每次出去我都跟她重复说这些好话。一星期三四次，我用马车把她带出城外。我教她长时间与我接吻，她很显然能从中感觉到快感，于是她向我表白了她的爱意。慢慢地，她也不拒绝我做些更大胆的动作了。

　　一天，我们一早就出发去野餐了。我躺在树荫下的一条毯子上，跟她说：

　　“现在，我是帕夏总督，你来伺候我。”

　　她便热情高涨地玩起游戏来。最后她坐到了我身边，我再也控制不住了。她的温柔，她的可爱，她的清纯，她的快乐天真，点燃了我的欲火。我粗暴地把她抱住，在她耳边含糊不清地说些甜言蜜语，便开始在她身上上下乱摸起来。她瞪大眼睛严肃地看着我，但却没有反抗。她说：

　　“我也爱你，但我害怕。”

　　她像小姑娘似地又加了一句：

　　“别弄疼我。”

　　我很有耐心，没有弄疼她，但我继续抚摸她的身体。我唇边她那滚烫的双唇向我诉说着她的快感。她更有信心了，整个身体变得柔软无比，美妙得叫我无法形容。她答应第二天到我家来。四点来钟她到了。我们又开始了爱的抚摸，这次我下决心要让她跨出那一步，但尽量慢点，不让她受惊吓。到了晚上，她同意脱光了衣服。她的胴体可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了，这就让我更爱惜她，更想要她了。她顺从了。无论我怎么使出浑身解数去爱抚她，她都远不如凯特那么性感，更不能与莉莉相比了。她是一个安静的情人，温柔、认真、时刻准备奉献自己。直到今天，我还对这位孩子般的女人心存感激，同时又因自己引诱了她而感觉有些惭愧，因为她不是那种可以作为玩偶和消遣的女人。

　　但由于我那不可救药的总想换换口味的男人本性，我又迫不及待地找上莉莉了。而且，我不但不去罗斯那儿，反而让她自己把成捆的书抱回去。但只要我呆在劳伦斯，我每星期至少要见她一次，而且越来越欣赏她的品格。

　　相反，莉莉却是一个十足的借用莎士比亚的话就是“游戏女郎”，她总是尽力使自己更灵活多变。她总想知道她怎样才能让我更舒服，再想尽办法让我们体会更强烈的快感。她酷爱打扮，我只要送她一条裙子或一顶帽子什么的，她就会高兴得唱啊跳的。真不可能希望有比她更快乐更舒心的女伴了。讲到我们做爱的快乐感觉时，她总能找到一些特别好玩的词语来形容，让我感觉挺逗的。她特别讨厌梅休夫人，常只用“海盗”一词来称呼她，因为，她说，她只爱“偷来的东西”，能让所有上她床的男人“趴下”。她说洛纳想哭就哭，但却从不真爱哪个人；而对她丈夫，她是最看不起的了。一天，她说：

　　“他俩啊，可算是最好的一对了。一个是公骡，一个是母马。而母马呢，却时刻想着要公马。”

　　罗斯和莉莉都来参加了我期待已久的布雷特·哈特的讲座。巡回讲座的组织者安排我和作家在讲座结束后见面，我呢，则打算在埃尔德雷奇饭店再次约见他。事先我得去饭店找他，把他接到讲座大厅去。我去的时候，一位中等个子、身材匀称的男人笑容亲切地走了过来，带着沉思的目光。他穿着裁剪得体的燕尾服，衬托出他修长的上身。他像是不爱说话，我随即就把他带去大厅了，然后再赶紧回到听众席上，看他进场。他直奔讲台，有条理地摆好讲稿，接着便用谈话的口气开始了讲座：

　　“《取金羊毛者》……”

　　他又重复道：

　　“《一八四九年的取金羊毛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一点都不带美国人的那种鼻音。尽管我十分乐意，但却没法对讲座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或对主讲人描绘一幅肖像画。我只能记得起惟一一句而且或许也是他说得最好的一句话，那就是在讲到先前的开拓者们在大平原进行探险的时候，布雷特·哈特说：“我要给你们讲述一次新的东征，一次非十字军的东征，一场没有先知的大迁徙。”

　　十年后我在伦敦又见到了布雷特·哈特。那时的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也能够理解和欣赏别人的才华了。尽管那时，甚至直到现在，我对他的真才实学都非常仰慕，但我却从没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我想尽办法试图让他给我就一些广泛的有趣的话题作些分析，可他只是低声地说些泛泛的东西，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说，彻底沉默了，但看上去却仍像在思索着。

　　枯燥的工作，加上些爱情小插曲，这样的生活突然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一天，巴克走进我的小办公室，问我是否知道怎样让自己不打嗝，他都快受不了了。我建议他喝点凉水。他回答说：

　　“我什么都喝过了，我要回去了。要再这样的话，我得叫医生了。”

　　我只好同意了。第二天，我听说他病倒了。八天后，萨默菲尔德告诉我说这个可怜的人已病入膏肓了，我应去看看他。下午我就去了，看到他的样子我都吓呆了。他的打嗝一直没停，像是把他的肉都从骨头上给打下来了。脸上的皮肤松弛了，瘦得只剩下骨架了。我假装认为他已好起来了，还祝贺他，但他却一点也不抱幻想了。他说：

　　“如果没人能把它止住，只能是它把我止住了。可我还从没听说过有人死于打嗝的，我还不到四十岁啊。”

　　然而几天后，消息传来：这位异常肥胖的大块头已经死了。他的死完全改变了我的处境，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会对我有任何影响。一天，在一次案件审理过程中，我在巴西特法官面前为一桩案子做辩护。尽管他以前对我很友善，可这次他却激怒了我。他固执地认为一点也没听明白我的观点。最后，他作出了不利于我的判决。我收起材料，抬起头来却看到他在笑。我不无怒火地跟他说：

　　“我要自费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你的判决将被取消。”

　　他情绪很好地反驳说：

　　“如果你坚持要去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的话，我不拦你。”

　　在走廊里，萨默菲尔德追上我说：

　　“你辩护得很好，你会在法庭上获胜的。”

　　他又补充道：

　　“只是你不应用那样的口气警告法官。”

　　我同意他的话，我俩一起往前走。就在我要开办公室的门时，他说：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吧！抽根烟，咱们聊聊。”

　　他的烟一向都很不错，我自然乐意去了。他的办公室安静、宽敞，窗外是一片空地。我并不感觉好奇，因为跟他聊聊往往就意味着闷头抽烟。可这次他还真有事跟我谈。他开门见山地说：

　　“巴克去了——你为什么不顶他的位子呢？”

　　我大声问：

　　“做你的合伙人吗？”

　　“当然。就像给巴克准备材料一样，我也可以给你准备，然后你再去辩护。”他继续慢悠悠地说，

　　“譬如，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曾给一个与你这个类似的案件作过判决，而且使用的措辞也跟你的差不多。如果你刚才把这个例子举上，你就能说服巴西特了。”

　　他拿起一份材料就给我读了起来。他接着说：

　　“俄亥俄州，你是知道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承认《纽约法典》的四个州中的一个即纽约州、俄亥俄州、堪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四个州连成一线，横穿美国大陆。它们的高级法院之间是相互一致、互不反驳的。你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马上应答道：

　　“我太高兴了。事实上，能跟您一起工作我感觉很自豪。我还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吗？”

　　他什么也没说就向我伸出了手。事情就这样敲定了。他又沉默着抽了会儿烟，然后说：

　　“我每星期给巴克是一百美元。你觉得这个数可以吗？”

　　“没问题。我希望能挣这笔钱，并得到你的好评……”

　　他打断我说：

　　“你是一个比巴克还优秀的律师。但你有一个……缺点。”他犹豫着。

　　我说：

　　“您说下去，别怕。我想听些批评，好让我从中受益。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他解释说：

　　“你带有英国口音，对吧？这就足够叫法官和陪审团作出对你不利的判决了，尤其是陪审团。如果你能有巴克那样的口音，你就是全州最棒的律师。”

　　我回答说：

　　“我会带上美国口音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感觉到这种需要了，没有比这个更让我着急的了。这次，我下决心了，八天内一定会带上的。”

　　这么说了，也真这么做了。这个城里住着一位曾让威利帮过忙的法律界人士，他带有美国西部的口音，这种口音我从来就没听过。于是，每天早晚我就努力去模仿他。我给自己定了规矩：哪怕是在平时的对话中，我也要使用西部人的这种慢腔慢调。一星期以后，没有人不以为我就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了。

　　萨默菲尔德高兴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相处得十分融洽。我越熟悉他，也就越敬重他。他勤劳能干、正直诚实，表达方式谦虚而笨拙。所有这些宝贵的品质经常使他处于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