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的知识分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1984年6月25日因感染艾滋病过世。这位不同凡响的哲学家一直是法国的骄傲，在他去世20周年之际，《解放报》于上周推出一期12页的专刊，称呼福柯为“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非凡的工具箱”。纪录片频道Arte也于本周播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福柯说自己》来让世人缅怀大师风采。

知识分子的福柯

　　法新社通过福柯20多年伴侣丹尼尔。德非之口，回顾了福柯发病去世的经过：“在医院的登记表格上，我看到‘死亡原因：艾滋病’。我这才知道他的病名。”在福柯死后，这个知识界的名字常常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

　　1996年的一个采访中，德非首次谈及福柯的过世情形，认为当时“充满着谎言和误解”，这一切驱使他在1984年12月成立了“抗艾滋病联盟”。他说：“我想持续这场哀痛，继续关注各种人群的发言权利。”

　　撇开艾滋病不谈，福柯其实是一个严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在法兰西学院教书，教授思想史，教室常常爆满，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写了《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诊所的诞生》、《词和物》、《我，皮埃尔瑞维埃》、《规训和惩罚———监狱的诞生》等作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他死时还未完成的三册之巨的《性经验史》。

　　他这样说他自己的十多部作品：“最多是历史工场中的哲学碎片。”这一说法，非常谦逊。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理解我们社会的非凡的工具箱，同样，他也震荡了这个社会。借用《解放报》的总结，福柯的作品“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经典”。

一部作品

　　《解放报》和福柯颇有渊源，1973年的创刊号上便刊登了福柯的文章，还有一张福柯和萨特在报社被年轻人所围绕的照片。福柯却不是萨特，虽然这二者有一个共同点：统率了哲学界，理论和他们的实践不分，因此被称为“活跃分子”，区别在于，萨特强迫人，但是福柯通过作品说服人。他从来没有自认为是个学术权威，说话的只是他的作品本身，说服别人，并扰乱了人文科学和哲学领域。

　　虽然法国社会党人曾一度幻想希望他成为教育部长，但是福柯从来都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换句话来说，福柯喜欢提供一些建议，但是他不愿意成为导师，更乐意和朋友们喝茶，而不是在人山人海里折腾。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从来没有捍卫过意识形态或者理论教条，他捍卫的是人———真实的存在、被不公平审判的、在监狱中受苦的、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从调查“乔贝尔”案件———在警车中被殴打的记者———直到维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委员会成立，还有他和另外一些朋友一起成立的“有关监狱信息小组”（GIP）。福柯总是在为人类的权利做斗争，虽然他在结构主义的时代已经宣称过人类的死亡。

　　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在1984年5月的《文学杂志》上这样谈及自身的角色：“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规范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通过他对于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再次质疑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前提假设，冲击各种现有习俗和各种行为、思考的方式，消解掉默认的各种熟悉性，通过这一‘再提问’过程（这里，知识分子具有其职业的特殊性），参与到一个政治意愿的塑造中去（这里，知识分子扮演市民身份）。”

　　福柯不是一个旗手，也不是大祭司。他所做的，或许就是“建议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