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作品（3卷5本）在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克里玛热”。这一方面表现为其作品引起文学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个重量级作家在中国的正式登场”；一方面表现为其作品在读者中不胫而走，据知，5本“伊凡·克里玛作品”初版1万套已经告罄，出版者又加印1万套以应急需。

　　与此同时，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热销势头也一直不减，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今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走入中国的作家，一直保持着域外当代作家作品在中国最为畅销的纪录。上海译文出版社获得独家中文版授权后推出的“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多数品种的印数大都在10万册左右。整个系列13种书（不包括即将出版的《小说的艺术》

　　和《无知》）总印数达到113.6万册。联系到这两位作家之外，还有为知识文人所普遍推崇的哈维尔、赫拉巴尔，以及“二战”后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恰佩克的戏剧《万能机器人》和伏契克的报告小说《绞刑架下的报告》，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读者对捷克文学情有独钟，而捷克文学也似乎在本土以外的中国找到了最为忠实的读者。

　　这不免要使人问，捷克文学为何如此畅销中国？要完满地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认而深入的分析。从一个文学读者的感性认识上看，我以为这可能跟捷克源远流长的调侃传统渗入创作并形成独特的幽默意蕴后，每每给我们带来既熟悉又陌生的阅读体验有关。

　　大概从哈谢克开始，捷克文学就凸现出一种坚忍又豁达、认又幽默的“帅克精神”。这种精神在恰佩克那里表现为科幻的“讽喻”，在哈维尔那里表现为现实的“荒诞”。这种精神流淌到昆德拉、克里玛的血脉之后，就更以生活化与艺术化的巧妙结合，变得更为切而生动、隐约而深入，每每在引人入胜中发人深省。像他们对专制制度下人们日常生活被“异化”的描写，像他们对生活的模棱两可性和情爱的游移不定性的描写，像他们对理想被世俗销蚀之后自寻开心又处处不开心的描写，都以恰到好处的幽默与分寸适当的悲情，让人在阅读中产生某种共鸣，引起某些反思。

　　我曾在克里玛作品“推荐人语”中说：“不仅要读昆德拉，而且要读克里玛；或者说过去读昆德拉，现在读克里玛”，也主要是基于他们的作品把喜剧因素与悲剧内涵巧妙地熔为一炉，而这既为我们的文学所欠缺，也为我们的读者所需要。较之“高深”的昆德拉，克里玛可能更为靠近普通读者，这是我更为看好克里玛的理由。我读克里玛的作品，一个很大的感触是，我们并不认识这位捷克作家，但他与我们并不隔膜，让你有一种既很遥远，又很亲近的感觉。他描写的生活世相，比如个体被集体所淹没，理想被现实所阻遏等，都能跟我们的某些经验相契合，能让我们产生共鸣。还有他老写婚外恋，那好像成了下层人惟一能把握的事情，但那也常常是一团乱麻。他的作品有这样一处描写，大意是“妻子紧挨我睡着，而我感到孤独万分”。这就很超俗，很引人深思。

　　在“伊凡·克里玛作品座谈会”上，一些评论家提出了外国作家的中国性问题，普遍认为捷克作家具有特殊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与引进有关，与翻译有关，与阅读有关，与评论有关，也与时机有关。捷克作家赶上了这种种机遇，这是他们的幸事，也是我们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