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让FBI尴尬万分的总统

　　肯尼迪的发迹

　　联邦调查局与肯尼迪总统的第一次交手源于联邦调查局对“间谍嫌疑分子”的调查。正是这次调查意外地给了肯尼迪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从而使肯尼迪踏上了政治坦途。

　　1941年底，一位名叫英加·阿瓦德的年轻貌美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子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严密监视。这名女子出生于丹麦，时年28岁，是新闻工作者，曾采访过希特勒和戈林元帅，在许多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袒露自己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有魅力，富有理想主义色彩。最开始，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注意到她，后来她以记者身份会见了联邦调查局的一些要人，其中包括胡佛的秘书和托尔森，并在一次晚会上通过托尔森引见，认识了胡佛本人。胡佛担心此人可能在华盛顿为德国人搜集情报，遂下令对她进行调查，特工人员便在她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1942年初，一位名叫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的声音通过窃听器传到了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的耳中。电话中两人情谊绵绵，甚至谈到了结婚的问题，只是苦于无法取得家族的同意。接到窃听报告后，胡佛立即向白宫作了汇报，并“从安全因素考虑”建议把肯尼迪中尉调到国外。不久，约翰·肯尼迪被调到了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太平洋战场。1943年，他所指挥的PT-109号鱼雷快艇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而他又以惊人的勇气带领下属泅渡获生，并在经历了7个月的治疗后拄着拐杖回国。其实，鱼雷艇被击沉一事，作为艇长的他理应担负一定的指挥失当的责任的，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肯尼迪家族在华盛顿的大力宣传，他却成了名扬全国的战争英雄，获得了“紫心”勋章和海军奖章。

　　1959年，在肯尼迪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的前一年，一位威斯康辛州的中学生冒失地问起了肯尼迪参议员：“您是怎样成为一个英雄的？”一向很少提起这段经历的肯尼迪笑了笑：“很简单，他们把我的船打沉了呗。”当时的他可能还不知道，是联邦调查局对“间谍嫌疑分子”的调查成全了他的英雄之旅。

　　别让他们意识到已经卡住了你的脖子

　　1945年，约翰·肯尼迪从海军退役后，开始投身于政治生活。他担心联邦调查局掌握的他与英加·阿瓦德小姐的一段感情可能会成为仕途上的冰山。194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第11选区当选为美国众议员时，就试图从联邦调查局那里拿回当年电话窃听的录音带。一位朋友告诫他说：“别那样干。如果他们知道你拼命想拿回，他们就会意识到已经卡住了你的脖子。”

　　肯尼迪进入国会山时，只有29岁，被人形容为“刚刚走出父亲家门”。他曾投票赞成《麦卡锡国内安全法》，对麦卡锡主义的横行并未加以抵制。由于健康不佳和漫不经心，再加上因公外出和私人的度假旅行，他在众议院的缺席记录相当可观。到1952年他竞选参议员成功，次年与比自己年轻13岁的杰奎琳结婚后，仍然没有摆脱到处拈花惹草的“唐璜式”生活，仍然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他曾经对一位好友谈及自己与各色女性交往的问题：“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谁敢找我的麻烦，到我死去的时候，管它会怎么样呢！”联邦调查局暂时确实没有找他的麻烦，不过，特工们所搜集到的这位国会议员的档案材料则是越集越厚。

　　趋利避害的策略考虑，使肯尼迪在当选为参议员后决定与联邦调查局和平共处，换言之，就是与胡佛局长握手言和，甚至在与杰奎琳举行婚礼时，他也没有忘记对在场的特工人员说一句自己随时准备支持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投桃报李，既然肯尼迪参议员已公开赞颂联邦调查局是一个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恪尽职守”的机构，胡佛先生便达到了目的。在继续搜集肯尼迪秘密档案的同时，胡佛发去了数封表示友谊的私人信件。

　　1956年，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以及几句简短的评语：“勇敢的军人，干练的参议员，哈佛的儿子。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同年，肯尼迪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差点赢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在政界影响的不断飙升，更引起了胡佛严密监控其私生活和个人交往的兴趣。

　　到1960年3月，联邦调查局还侦查到一件足以在政坛掀起轩然大波的秘密交往：肯尼迪家族自“禁酒时期”就与一些黑社会势力有染。这时，特工人员发现，一些黑社会的“老大”在财力上准备支持肯尼迪，使他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情报被当作能够在关键时刻亮出的的杀手锏牢牢封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

　　持较激进思想的肯尼迪，在竞选期间大量抨击艾森豪威尔无所作为的保守政治立场。不过，在他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后，由于他所获得的多数毕竟十分微弱，所以很难进行任何显著的变革。

　　在肯尼迪当选前，一份报纸上预言，如果他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必然会把已担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36年之久的埃德加·胡佛从他的政府里撵走。尽管这可能是捕风捉影的臆测，但胡佛还是放心不下。于是，托尔森委托一位与合众国际社副社长相熟的特工人员，请他向当选总统肯尼迪加以核实。面对提问，肯尼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胡佛先生将是我首批予以任命的人之一。”

　　前途既已有惊无险，胡佛在肯尼迪当选那一天便可以向他表示忠心了：“亲爱的参议员，请允许我与其他支持者一道，向您当选为美国总统表示由衷的祝贺。在这充满动荡的日子里，美国由于得到了您这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幸事……您可以对联邦调查局寄以厚望，因为它愿意为您提供一切所需帮助。”

　　令胡佛始料不及的是，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他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长！

　　肯尼迪决定任命一个“人才内阁”，按照“能办事，有才能，有敏锐的判断力”的标准，细致地审查了数以千计的为获得各种职位而提出申请或受到推荐的名单。在这方面的活动中，罗伯特·肯尼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肯尼迪最后问罗伯特准备在内阁中担任什么职位时，他回答说：“司法部长。”

　　新任司法部长年仅35岁，而他的下属埃德加·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位置上已达37年之久！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里，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直越过顶头上司司法部长，与总统直接联系，如今罗伯特横插一刀，FBI局长不再享有特权，胡佛怎能不气急败坏！

　　司法部长的权威

　　罗伯特·肯尼迪恢复了司法部长的权威。

　　新政府上台后，司法部长下达了一项外人会感到奇怪的命令：把斯坦利·芬奇的塑像从仓库里取出来，掸去上面的厚厚一层灰尘，重新摆在司法部办公大楼的显要位置。

　　斯坦利·芬奇1908年担任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组建的特工队，即联邦调查局前身的首任负责人。当年下令把他的塑像搬走的正是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胡佛在联邦调查局这个“国中之国”里的绝对统治，使联邦调查局内外都觉得他是惟一担任过局长的人。罗伯特下令把芬奇的塑像搬到醒目位置，是为了提醒包括胡佛在内的人们：胡佛之前有过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在他之后也还会有。

　　甚至在肯尼迪总统任期内也可能更换联邦调查局领导人。

　　为了证明谁是司法部大楼里的惟一主人，罗伯特借口需要随时同胡佛先生保持联系，派人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里安装了直线电话，而且不允许秘书代接这个电话。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胡佛颇为恼火地拿起话筒，里面却是到司法部长办公室玩耍的罗伯特的孩子们的吃吃笑声。还有一次，罗伯特在电话里吩咐一句：“我要你立即来一趟。”随即“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而罗伯特之所以要胡佛立即来一趟，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这位老人拥有绝对的权威。胡佛虽然涨红了脸，还是不得不立即来到了罗伯特的办公室。

　　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矛盾，不仅因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价值和人生观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在政治倾向、司法工作方针以及对待黑人民权运动的态度上截然不同。

　　罗伯特把司法部的主要矛头对准了有组织犯罪，重点打击日益膨胀的黑社会，而胡佛在这方面却越来越保守，固执的把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重点仍限定为打击共产党。在罗伯特正式上任前，胡佛给他发了一份备忘录，称“美国共产党对国内安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罗伯特对此嗤之以鼻：“费时费力地再去揭发什么共产党的威胁，不是太无聊了吗？共产党的势力日渐式微，还能构成什么严重威胁？也许，硕果仅存的共产党中，大多数已经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了吧！”

　　在对待黑人民权运动的问题上，肯尼迪总统主张，“旧的时代已经终结，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已不再适用”。在推进黑人选举权、黑人教育、黑人就业的平等权利方面，肯尼迪总统及他的弟弟罗伯特颇想有一番历史性的成就，而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在对付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血腥暴行方面，却很难起到相应的支持作用。恰恰相反，胡佛更感兴趣的是跟踪、侦查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领袖的私生活，以期从中找到在政治上加以诋毁的证据。

　　尽管肯尼迪兄弟在幕后策划“换马”，想任用国务院的威廉·博斯韦尔接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但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胡佛手里至少抓有肯尼迪的两条小辫：一是从各种秘密渠道获得的肯尼迪不检点的私生活的材料；另一条是“黑人之音”马丁·路德·金真假参半的秘密材料，以及金与肯尼迪总统的亲密联系。一旦肯尼迪逼他掀开底牌，他决定把这一切都抖落给他影响下的一些报纸去发表。胡佛把收集到的有关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全部材料都放在他的私人档案中，塞满了司法部大楼五层的四个房间。

　　当然，胡佛没有必要公开他所掌握的一切了，因为肯尼迪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遇刺身亡了。

　　肯尼迪遇刺的那天，胡佛是从自己办公室里安装的合众国际社电讯机上获悉这一惊人消息的。首先是下午2时34分，该新闻社发了一条电讯稿，称“总统1时30分遇刺，正在前往医院途中”；9分钟后，又一条电讯稿说，总统“受了致命枪伤”。胡佛便拿起了罗伯特吩咐安在办公室里的“热线电话”，以极其平淡的口气给正在家中吃午饭的罗伯特打了一个电话，“还比不上在霍华德大学发现一个共产党分子时那么激动”。

　　肯尼迪去世9个月以后，罗伯特又叫响了通往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的直线电话，这一次，胡佛没有拿起话筒，在铃声不再响的时候，他静静地对工作人员说：“把这该死的电话机拿到秘书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