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钟敬文

　　生于1903年3月20日，广东海丰人。19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与顾颉刚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编辑《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1936年回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救亡工作。自1949年5月起，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早在20世纪4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在19年参与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学结构体系的学说，并于90年代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其代表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

　　“电脑会经常坏吧？”

　　在年龄上，我跟父亲相差比较多，另外中间还有很长时间我在内蒙插队，没有住在一起。真正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是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关于父亲的思想，我觉得，还是从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

　　父亲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个具有童趣的老人，经常跟我们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还经常一个人到城里去，去和他年轻时代的诗友聂绀弩等人一起喝酒、聊天，一直到很晚才会回家。

　　我和哥哥平时写作都是用电脑，他就经常跟我们“抬杠”，觉得电脑并没有什么好处。有时候电脑出现了问题，我们请人来修的时候，父亲就会很得意地跟我们说：你看，又出问题了。电脑会经常坏吧？我就跟他讲电脑的优秀性，比如说在修改文章的方便。在这方面，父亲一直没有体会，但是他也自己琢磨：电脑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一直没有接受。

　　政府最初禁放鞭炮那阵，父亲很明显地表示了抵触的情绪，他觉得禁放很没道理。那一阵，只要有人来采访他，他就跟人家说自己的观点，也不管什么情况，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他认为没有了鞭炮，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他后来经常跟我们说起：在他小的时候，过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过年是大家十分盼望的事情。另外他也觉得，在“过年”的这种意识里，里面有一种民族的凝聚力，即使是几代人都在海外的华侨，到了过年的时候都要放炮，现在他们之所以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街道、风俗等等，都是靠这些传统来维系的。

　　“你有车，你带我去琉璃厂吧”

　　父亲对于书十分痴迷。妈妈那时候经常跟他开玩笑地说：你死了之后，就用书埋你！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父亲就经常去光顾那些旧书摊。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城里，他也有一些时间去“淘书”。他在那些旧书摊上发现了觉得有价值的书，就把它们买回来，拿针线把这些旧书“修整”得焕然一新。父亲扣子不会自己钉，衣服不会自己补，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锥子、针线，这是他用来修书的“专用工具”。现在他亲手修过的那些书现在都在学校的一个房间里面存放着，不然可以找到给你看看。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初的事情，后来他也就没有时间和可能了。

　　1957年以后，父亲不能再上课了。对于当时的形势，我是似懂非懂，就跟父亲开玩笑地说：“你去补书好了！”父亲无奈地说：“人家不要我呀！”现在想起来，这话对于当时父亲是不是一种伤害。那时候，父亲跟一些旧书店的老板非常熟悉，直到现在，很多旧书店的店员还记得他。包括他能够出国的时候去日本，旧书店是他一定要去的地方。

　　一直到文革以前，他总是把自己工资的一小部分交给母亲管家，一大部分则留给自己，花在了大大小小的新旧书店里面。文革以前，父亲哪怕是像一块毛巾这样的日用品都不会自己买，把钱全都用在了书上。

　　对于他在反右以及文革中的种种经历，父亲并不是十分在意，包括在钱的方面。但是在他给别人钱托人买书方面，他又显得很“精明”。在他的晚年，每当有学生来看他，如果这个学生有车。父亲就会嚷着说：你有车，你带我去琉璃厂吧。他还是不能忘情于书。

　　“三个老虎横冲直撞”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父亲的业务工作很忙，并没有进入到那种状态中去。后来毛主席在怀仁堂发表那次著名的讲话，父亲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那次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父亲在思想上的波动很大。当时他是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务长，平时还是忙于学校的事务，在后来的教育部座谈会和校领导干部座谈会上，父亲本来没有打算去参加，但是别人多次动员他，一定要他去。他去了之后，说了很多话。像“三个老虎横冲直撞”等等，那些话直到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厉害的，也导致了父亲被划为右派。

　　在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算是比较左倾的人士，我们后来全家来到北京，也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之下。所以父亲虽然没有入党，但总觉得自己算是党的外围成员，没有什么二心，所以说话也就没有什么顾忌。那时候我还比较小，这些事情父亲很少跟我谈起。我想当时他说那些话，也许是他的一种自然流露，只是想制止一些工作上面的问题。

　　父亲来到北师大以后，一些跟他一起从南方过来的教授感觉到学校里有些人身上还保留着老式的官僚作风，父亲和那些教授跟原来学校里的那些人自然就有一些冲突，这些情况，在父亲老年的文章中都有提及。但是总的来说，反右运动并没有把父亲打垮，在那种情况，他还是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在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写了几篇关于晚清民俗学方面的文章，花了很大的工夫。身处夹缝之中，父亲还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直到父亲恢复之后，他又开始在学校带研究生。对于那些在以前的运动中伤害过他或者是别人的学生，只要现在可以合作，他都既往不咎。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有很多民俗学的工作等着他去做，根本也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在反右中的种种遭遇。

　　“民俗学现在是青黄不接”

　　父亲从事民俗学的研究活动是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俗学被国家否定，一度中断。1978年之后，父亲自己出面联合容肇祖、白寿彝等七位老先生联名给国家写信，要求成立“民俗学会”。那时候他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经常自己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去那几位老先生的家里，去跟他们商讨成立“民俗学会”的事情。后来成立“民俗学会”的意见得到了国家的批准，终于在1983年得以成立。这让父亲感到十分振奋，觉得这个机会来得很不容易，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的所有心思几乎全都放在了民俗学科的建设上。

　　除了忙于民俗学会的事情，他还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在北师大的博士点培养学生。一开始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大弟子代他招学生、教学生。后来他的大弟子不幸去世，父亲便亲自上阵。对于自己招进来的学生，父亲是悉心指导，不但如此，他还四处办高级研讨班，让那些喜欢民俗学而又没有机会读研究生的人得到机会。很多人对于父亲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觉得他都那么一把年纪了，应该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可是父亲说：我心里着急啊，民俗学现在是青黄不接，要多培养一些人才。

　　人的精力真是不一样，后来我翻看他文章的目录，发现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写的文章还都是比较长的。原来这间屋子里还有一张小桌子，现在已经送给了现代文学馆，父亲当时的文章就都是在那张小桌子上面完成的。

　　从游之乐

　　父亲跟他的学生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其乐融融了，他也从来没有那种大学者的架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民俗学这种学科有关系，每年到了端午节、中秋节这种传统的节日，父亲总要组织他的学生们一起搞联欢活动，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吃一些东西，一边讨论他们学科的问题。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有可能，他还对他的学生们说：今年我们去春游！叫上他的十几个学生，自己租车、带饭，一起到郊外去。有的时候也没有经费，父亲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出去玩的费用。

　　在日常的工作中，父亲总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找个学生一起去散步。实际上，你说是散步，讨论的却是那个学生的论文题目、应该参考什么书等等。所以他的学生们都是争先恐后地跟着自己老师去散步。这种情景，总是让我想起潘光旦先生的“从游论”，潘先生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以此来比喻父亲和他的学生们，应该也算贴切吧。

　　虽然我们在父亲的晚年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身边也有那么多的学生尊重他爱戴他。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是有孤独的感觉。这种孤独，不是生活上面的，我想应该是思想上的。作为他的子女，但是却也无法理解他的那种孤独，虽然我跟他是那么亲。有时候，父亲会跟他的朋友和学生说起他的孤独，那些内容不再仅仅限于民俗学内，还包括哲学、时政等方面。对于时下的现象，他认为要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自己分析出结果。有的时候，父亲的思想在现实环境中可能并不是很合时宜，也不能发表出来，但是他会跟朋友们说起。有一次他说：反正我也是这把年纪了，还能把我怎么样？

　　父亲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早晨起床之后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书桌前想事情的情景。后来我整理的他的文稿，看到一些他在那些早晨即兴写下的诗，那种孤独的感觉依然能够深深地触动我。

　　口述：钟宜（钟敬文之女） 采写：记者陈远 稿件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