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王二飞这个家伙揣着比火还热的舞蹈梦独自一人来到了北京。

　　来北京之前，他是神州大地上一个县城豫剧团的演员。大家也知道，国剧都没有人看，更不要说拖着腔唱的河南豫剧了，所以，团里很少有演出，或者几乎没有演出，许多演员都跑到乡下给人唱堂会。

　　王二飞觉得这种生活有点不像话，因此，他像个被压抑的青春期少年，在单调而枯燥的县城里等待着自己的未来，这种等待，有点像青楼女子等待以前的旧相好中了状元回来娶她当个内当家，你说渺茫不渺茫。更让人渺茫的是，王二飞这个小子的梦想，还是当个舞蹈家。你这简直是神经。他家里的人都这样说他。

　　被人说成神经的王二飞用一种神经的劲头，和父亲闹翻了脸，带着800元钱来到了我们这类人都喜欢但都举目无亲的京城。

　　王二飞的舞蹈梦一到北京舞蹈学院就等于撞到了南墙上，老师的说法是，这小伙子，个子不到一米七，长的符合戏剧里的一个人名窦尔敦，而且年龄又到了23岁，所以，无论老师怎么善良，都不会收他当学生，除非老师也神经了。面对现实，王二飞仍不死心，他又连续跑了许多家艺术学校，遭遇都和在北京舞蹈学院相似，人家给予他的都是爱莫能助的双手一摊。

　　于是，王二飞又一次面对现实，不过，这一次是真的面对现实，因为他身上所带的800元钱除了交房租和吃饭外已所剩无几。

　　第二天，他不得不买了一个水桶，一把刷子和一块抹布来到长安街上，他到了气派的北京饭店门前，觉得这地方不错，这儿停放着许多与北京饭店气派相当的汽车，王二飞决定，自己在北京的美好生活就从擦汽车开始吧。

　　他来到一位正在锁车的车主前，对一个怀抱着一束花下车的人说，先生，我这是第一次替人擦车，如果您认为擦得不好，可以不付我钱。但请您给我一个机会。车主愣了一下，打量他一下，同意了。先生可能是在等情人，他并没有上楼，也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旁边看他擦。

　　王二飞认真而卖力地擦到一半儿时，北京饭店门前停车场的管理员走过来阻止他，说来饭店的汽车由停车场的工人来擦，不许别人擦。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擦，每辆车交10元管理费。王二飞知道擦一辆车主人也才给10元钱，如果交给停车场，等于自己白干活。他站在那儿像被当众捉住的小偷，想走但又不甘心，所以，他就哭。站在一旁的先生也许是真的在等情人，心情比较好，他对管理员说，这10元管理费由我来出，让这个小伙子继续擦吧。

　　那一天，王二飞挣到了来北京后的第一笔钱，当然是10元。来之不易的10元钱让他明白一切梦想的基础在于先学会流下泪水。

　　擦车虽然是件容易的事，但并非你想擦就能擦。现实迫使王二飞尝试了许多种艰苦的工作，后来，他还卖过报纸，拉过板车，送过外卖，10月份，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看护一位患绝症的老人。

　　老爷子由于病痛折磨变得神志不清，喜怒无常，孩子们不在病床前，就常常拿王二飞出气，晚上他睡不着，也不让王二飞睡。每到深夜，忙得散了筋骨的王二飞刚刚在椅子上歪一会儿(因为看护不能睡床，这也不知道是谁定的缺乏人道主义的规定)，老爷子的拐杖就会准确而有力地敲在他的头上，把他击得跳起来。

　　日子如此不好过，但每月300元钱和管一顿饭的待遇对王二飞太有吸引力了，他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半年后，王二飞拿着他的所有看护费报名参加了海淀一所民办艺术院校的器乐班学习，学习调音和架子鼓，还兼修唱歌。于是，便与我和花儿认识了。

　　他都是星期天来这所学校学习，平时仍做看护。在征得病人家属的同意后，他把打架子鼓的两根小棒带到病房，休息时，就在自己腿上练，医生已经见惯这个小伙子神经病似的用小棒敲自己腿的情景，提醒他，敲完了，用凉水敷一下。

　　一年后，他看护的病人西去了，老人的一群不肖子孙为了感谢王二飞在父亲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悉心照料，加之觉得他人品不错，便把他介绍给朋友开的一家歌舞厅当服务生。在这里，王二飞的特长得到了发挥，不久，便被这家歌舞厅聘为调音师，后来另一家歌舞厅也聘用了他唱歌，他便奔波在两个歌舞厅之间。

　　当调音师，这工作调音师们都知道，往往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常常把王二飞累得像个穷光蛋养活的驴一样，半年下来，他就累得吐了好几次血，据医生说，以后能积累下比较多的后遗症，比如痨病。

　　但是，王二飞还是觉得为了以后得了痨病能有钱看医生，也要再干下去。想想吧，活着不吃苦，怎么能行。

　　有一句名言说，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王二飞意外地挣了一笔小钱。他远在家乡工业局工作的姑姑打电话告诉他，单位从外省追回来一批抵消欠款的乐器，在文化不发达的县城堆了很长时间也卖不掉，领导急得都摔碎好几个茶杯了，开会宣布，说不论是谁，只要能按原价卖掉奖励4万元。王二飞做过调音师啊，他熟悉乐器在北京的行情，一听姑姑的报价，就说，有我在，你们领导绝对不会摔茶杯了。不出所料，仅在郑州他就卖掉三分之一的货，拉到北京后，顺利地全部脱手。

　　这件事不仅让王二飞挣了钱，还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这启发就像教育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然后是一个社会学家说的话，一个北京的打工仔同样能做成大事。

　　不久，王二飞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转机。他认识了一个刚来北京的王延平，是个东北人，长得英俊，来北京不为别的，就是做梦当演员，像当年王二飞做梦当舞蹈演员一样。

　　王二飞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他劝王延平不要拿自己的头往南墙上撞，因为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都撞死了。不知为什么，想当演员的人都有一种疯狂的念头，王延平天天到街上买报纸，看报纸，只看两种内容，一是谁又拍了什么电视剧，二是招聘演员的广告。这一天，王延平看到了一个新消息，他拿着一份印得花花绿绿的报纸，一脸兴奋地来找王二飞，要他陪自己去一家演员公司应聘。

　　王二飞知道王延平根本没有学过正规的表演，不相信这么轻易就能当演员，但又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个南墙，就陪他去了。到那儿一看，才知道是招群众演员，王延平真的是病急乱投医，非拉他一起报了名。

　　两天后，两个家伙就接到了录用通知，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八点赶到市北郊参加什么刺秦剧组的拍摄，时间共三天，一天的钱劳务费20元。王二飞扮演了一个大臣，站在一大群上朝的官员中，由于个子不到一米七，他看不到镜头，或者是镜头根本看不见他。他所要做的就是随着大家喊一句台词，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跪下。王延平扮演的是一名侍卫，倒是站在镜头前面，可却没有一句台词和一个动作。

　　他们这群傻瓜演员穿着大袍子，像一次性筷子那样或者站或者跪地过了整整一天，王延平第二天说什么也不愿当这种一次性的傻瓜演员。王二飞的神经劲却犯了，他又一次起了头往南墙上撞的劲头，坚持跪了三天。这三天可没有白跪，他发现在拍摄现场，导演为一次性傻瓜演员说戏的时间并不比为正式演员说戏的时间短，他还发现，有些一次性傻瓜群众演员有很多是一次性后又返销的“老演员”，他们与现场上的导演如陈凯歌啊，演员如李雪健啊、王志文啊很熟，都拍着肩膀有说有笑，还在一起抢烟吸呢。

　　能不能办个公司，对一次性傻瓜群众演员进行基本的表演培训，帮助从而省却导演在现场为群众演员说戏的时间。王二飞虽然跪在地上，但脑子却转得飞快，他还想，社会上像王延平那样想做演员想得非一头往南墙上撞的年轻人北京有多少啊，我开个公司，他们还不疯了一样给我送钱。

　　王二飞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也忘了自己是个演员了，站起来就往摄制组跑。

　　王二飞就这样开始了培训一次性演员的工作。当年，培训群众演员这个市场还没有现在多得厉害，而实际上需求却很大。人有时候要发财，自己也没有办法，王二飞与几个朋友合资注册了一家影视文化公司，专门为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作中心及大型歌舞厅提供经过他们培训的演出人员。

　　就在王二飞准备大展翅膀干一番的时候，我和花儿找到了他，用他的钱弄了那个倒霉的酒吧。如何成为二手有一段时间，我骑的自行车、用的呼机、一件有相当质量的外套、租的房子都是别人用过的，这些别人用过的东西，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时全到了我身上，朋友们说，你以后叫二手算了。

　　我相当不高兴别人叫我二手，尽管这是个外号，我曾与王二飞叫板说，你还说我叫二手，你唱的歌不也全是别人唱过的，你又拿过来唱。

　　他是个严重的音乐爱好者，不服气我叫他二手。有一天，他拿回来一首歌，说是原创音乐，从没有人唱过。结果我一听，就说，这首歌的音乐是抄袭国外后街男孩的。王二飞一听，不知为什么很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不得不劝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原创或原来，简单点说就是没有一手。

　　在西方，唯一的一手就是上帝。在中国，唯一的一手就是老天爷。是这两个家伙创造了世界，然后世界就开始了无休止的重复。所谓的变化和创造，也就是从二手变成了三手或四手。

　　为了向王二飞举例说明，我说了中国的当代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统统都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比如张艺谋拍的电影，每一部片子里都有自己的独立色彩，可是，你如果看看法国的《红》、《白》、《蓝》，哪一部不是在用色彩讲话。还有那帮如同在狗窝里生活着的前卫艺术家，说自己搞的艺术才是艺术，可他们搞的那玩意儿，都是人家西方国家扔了不玩的，他们这会儿却拿着当个什么宝贝似的，动不动还说要唤醒人类。

　　听我这么一讲，王二飞明白了。他问我，那上帝和老天爷是谁创造的。

　　我说，他们天生就有。

　　他说，不可能，他们都是人写出来的。

　　我觉得王二飞算是真正的开窍了，愿意我叫他二手音乐人了。

　　就是那次谈话之后，王二飞下狠心说，等老子有了钱，一定要为你二手投资八千个亿在三里屯盖一个最牛皮的酒吧，名字就叫二手酒吧。

　　我接受了他口头上送我的这份重礼，并用实际行动表示了感谢，就是骑上我的二手自行车沿着学院路去找小店买啤酒。因为这时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北京什么都好，就是夜生活有点短，卖啤酒的小店全关门了。结果骑了三条大街，啤酒没有卖到，反倒把我的二手自行车的链条蹬断了。

　　说实话，虽然这是一辆二手自行车，我也对它有点感情，因为，我曾用它带着二手的花儿骑遍了三分之一的北京，它是我和那短暂花儿亲如恋人最有力的证明物之一。在这辆自行车被抛弃之前，我有必要讲讲它的来历，它是我在北京西边有名的旧自行车交易地石景山花50块钱买的。

　　当时，王二飞劝我到北大校园骑一辆回来算了。

　　我不是没有想过，北大校园南门一进门的右手就能看见一排旧自行车，尤其是研究生楼前面，车子都成堆了，过道里都堆满了自行车，真像中国的人口一样。

　　不只是北大，哪个学校都一样，王二飞为什么独劝我去北大骑，因为他觉得北大的自行车骑着舒服。

　　我不明白他的舒服感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是对没有上成北大的一种心理报复。

　　我没有听从王二飞的建议去北大骑一辆二手车回来，而是选择了一个他看不起的行为，去了石景山地铁，花了50块钱。

　　王二飞心痛地说，这可是30多瓶啤酒啊，我的兄弟。他还说我，说不定这辆自行车也是别人偷来的。

　　我说还什么说不定，你看50块钱能买这么新的自行车吗，还是山地车。

　　他说，你这样替贼销赃，跟去北大有什么分别。

　　我说，这可有区别了，起码不是我偷的。

　　我当时认为不是不可以偷，而是看怎么偷，是男人就要学会偷大的，比如偷一个国家，像袁世凯那样，当一当大总统。也可以偷盗一个人的心，让人把心交给你，挣了钱宁愿自己不花也给你，甚至宁愿自己掉脑袋也要为你去抢银行。虽然到头来都会与小偷一样被抓，但那不一样，历来都是大盗有名有姓，小偷无有来历。

　　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思想，虽然在北京活着受罪但却骄傲而有信心地活着。

　　二手自行车坏了以后，我的二手呼机也坏了。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长时间身陷生活的困境而不得脱身，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也影响人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归结到我身上，那就是我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要以什么身份在北京生活的问题。

　　那天我跑着去追一辆公共汽车，那是晚班最后一辆，否则我也不会拼了命的追，如果不坐上，就要花10块钱坐夏利，太不值了，其实还是没有钱。

　　我追呀追，腰间的呼机就给颠掉了，水泥路面还磕摔了呼机上的液晶显示窗。可见我奔跑速度之快。

　　当时，我像一个被追的贼似的刚跑到车上，车就开了，心里为节省了10块钱而得意万分。在城市，钱有时候就是这样省下来的，知道哪个商店里的名牌正在打折，知道最后一班车什么时候走，光知道还不行，同时还要会奔跑，慢了赶不上，快了又有点丢人，比如车离进站还有老远，你就拼了命地奔跑，结果跑过去后，车还在红灯那儿堵着，正巧站台上还有一个你喜欢看的姑娘，心里就不是个味道，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钱。

　　花儿有一段时间就很痛恨我没有钱。

　　虽然那时候没有钱，但我还总想干一点浪漫的事，没事就叫上花儿去北图看小电影，现在改叫国图了。那时到北图看小电影时，没有几次不拼命追320路车的。并且还常常是慢悠悠地像散步般走着时，就发疯似的奔跑起来。

　　这样在北京的大街上正走着走着而突然奔跑的行为，有可能遭到了从乡下来的大爷大娘们的不理解和好奇，他们一定会好奇地观看突然奔跑起来的我，好像我突然得了疯病，或者后面有警察追。

　　你这个没有钱的家伙，就这个样子，还想跟我浪漫，你浪漫得起来吗。花儿在提醒我，也在打击我。

　　也就是为了减少突然在北京大街的奔跑，我就买了那辆如今坏了的二手自行车。

　　有了自行车后，我突然找到了一点儿老北京人的感觉，跟花儿约会，路上的时间就由我决定了，保证红绿灯无阻。

　　为了有更好的感觉，或者说是为向花儿显示，我又开始想弄个呼机，那时，花儿已经有一个汉显的呼机，还是双排的，她原先的那台汉字的当二手的卖给了她的一个小姐妹，卖了300块钱。

　　她本来是决定送给我的，我也想要，但没有张开口，太丢人了。谁会向自己正追求的人张口要一个二手的呼机，送给她一个还差不多。当时花儿却有送给我的意思，但她也没有好意思，她心细着呢，知道怎么能伤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所以，她二话没说就当着我的面卖给了她一个小姐妹，还骗我说，她早就相中这个破呼机了，你是不会喜欢的，这个呼机有点小，你说是不是有点小。

　　我昧着良心对自己说，是有点小。

　　花儿说，就是嘛，这是专门给女孩子设计的，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

　　花儿又说，男人如果用了，多丢人，你说是不是，快说是不是。

　　我说，花儿你别说了，你今天怎么这么多话，你快点把呼机给人家吧，给完陪我去店里看看，我想换一个手机。

　　花儿很给我面子地说，好，换下来的手机你淘汰给我行不行。

　　我说，我给你新的。

　　这就是人虚荣付出的代价。

　　花儿有呼机，我没有，我就有压抑感，尤其是她每次打电话找不到我时，就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连个呼机都不买。再不买，以后找不到你就算了。所以，我就发誓去弄一个呼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