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３月８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３５０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几个人参加。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去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１９７５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按：当年本篇文稿整理出来后，吴德同志曾表示要“写一点教训”。其后，吴老身患重病以致不治，“写一点教训”的愿望就只能成为本文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