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天，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锡，在参加完迎接义王孙可望的欢迎宴会后，一回到住处，就抽出佩刀，引颈自刎了。好在被家丁发现，把刀夺下，经过急救保住了性命。

　　担负着“总督三省重任”的堂堂封疆大吏，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随意轻生呢？顺治皇帝得到报告，觉得“其中必有重大急迫情节”，便立即派人彻查。

　　调查报告很快就送了上来。表面的原因似乎很简单，说是张悬锡“迎节失仪，为学士麻勒吉所诘责，一时惶悚无地，遂引佩刀自决。”（《清世祖实录》，卷117）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有没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原因呢？

　　张悬锡虽然自杀未遂，但已抱必死之心，所以事前就给皇帝写了一封“遗疏”。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张悬锡的这份“遗疏”不但值得一读，而且也道出了他轻生的缘由。

　　疏中说：“臣自莅任以后，矢心愿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穹苍。意欲平治天下，谁知直道难行。清白招众之忌，憨直举国如狂。是以满腔愁郁，因而仪节乖张。自右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

　　疏中又言：“臣家无余蓄，亦无良田美宅。莅任后不敢受地方官一钱，以负上恩。惜为人所误，亦天意耳！恭缴敕书关防，以及未用火牌等项，此外别无经手钱粮。”（同上书，卷116）

　　最后，这位总督提出，如真要“平治天下”，就必须“禁私征杂派及上官过客借名苛索之弊”，息“借假逃人之名以行诈”之风，以及“轸恤驿递”、严禁凌虐纤夫等。这里提到的，都是当时的一些突出的苛政，如高级官员每到一地，往往大肆勒索，地方官不但供应无术，还要遭受各种凌辱。在被逼无奈之下，有一些地方官愤而自杀。顺治十四年九月（1657年10月）的一道上谕就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谕曰：上官过境，“有司疲于奔命，勒索过当，除自尽之外，几无长策。”（同上书，卷111）

　　张悬锡在“遗疏”中虽没有对自己怎样“招众之忌”作具体说明，但在顺治帝的追问之下，他只得如实招来：“诸臣之待臣也不以礼。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见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然臣犹再三求见，再三求教，怡色下气，婉而受之。”

　　在张悬锡的自杀行为和他的“遗疏”中，最发人深省的是社会风气所具有的无形却威力巨大的力量。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使污浊的、丑恶的人和事受到鄙弃，受到谴责，受到孤立，受到惩罚。相反，如果贪渎和钻营之风弥漫官场，一个人想要清正廉洁，哪怕只是想洁身自好，也反而会遭到恶势力的嫉恨、排挤和打击。张悬锡的所作所为，展示给人们的就是一个一心想“平治天下”、对朝廷“矢心愿作忠良”、对百姓“喜怒不拂民欲”的好官，在一个恶浊不堪的社会环境里，不为官场所容，不受时世所纳的历史形象。他关于自己“清白招众之忌，憨直举国如狂”的自诉以及“直道难行”的慨叹，其实质就在这里。

　　在那个时代，像张悬锡这样因不愿同流合污、力图洁身自好而遭受排挤、打击的，决不是罕见的特例。在康沛竹所著的《灾荒与晚清政治》中，就有这样一件事：同治、光绪年间，有一位名叫苏廷魁的官员，平素一贯勤政清廉。在他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他与河南巡抚一道，向朝廷奏请拨款100万两银子用于堵口工程。他亲自督工，积极备料，严禁贪污，决口很快就合龙了。最后决算，尚存余款30万两。大家知道，清代的“河工”，向来是个肥缺，从来都是“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在这里，贪污不仅是司空见惯，简直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河南巡抚主张把余款私分了事，但苏廷魁却坚持要悉数交还户部。巡抚因为“未遂其欲，恨甚”，便捏造种种罪名，上折弹劾苏廷魁。不料，户部对苏廷魁也是一肚子气，因为按照惯例，报销河工，凡是浮冒虚报的部分，户部和地方官三七分成。苏廷魁实报实销，也就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户部也百般挑剔，制造事端，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在内外夹攻下，苏廷魁最终落得个被“革职”的下场（该书，第31页）。

　　张悬锡的结局是耐人寻味的。顺治皇帝没有理会他革除苛政的请求，倒也没有追究他“失仪”“自尽”的罪过，只是说他“殊失大臣之体，本当罢黜，但念其素行清谨，姑著降三级调用”。麻勒吉因为“苛索挟逼总督张悬锡”也得了个降二级留任的处分，也就是“各打二十大板”了事。就这样，张悬锡的自杀变成了一出小小的历史悲剧。